学术人生之吴福辉
吴福辉，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1939年生于上海。1959年起在辽宁任中学语文教员。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1981年毕业，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等职。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攻20世纪30年代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现代市民文学和海派、京派文学等。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游走双城》、《多棱镜下》等。
吴福辉推出力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本刊特邀温儒敏、陈子善、刘勇、王中忱等学者撰文，并通过专访，展现吴福辉对其个人乃至一代学者学术人生经历的思考。
突破：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实践
问：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中，您谈及今人研究文学史的五种提法：生态，文学地图和大文学，双翼论，常态与先锋，多元合力共生，并说大家都在思索文学史书写要往前突破的问题。您在今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如何解决“突破”的问题？
吴福辉：首先，这是一部文学史书写的实践性成果。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这几种观念，大家基本都是在文章中提出来的，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完完整整的成果。可以设想，假若鲁迅在课堂上或者书中跟你讲，小说不应该像宋明的“说部”那样写了，也不应该像晚清的谴责小说那样写了，应该怎么写，鲁迅给你说了一大套理论，这是一种效果。还有一种效果是鲁迅根本就不讲小说应该怎样写，但他写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关于现代小说究竟怎么写，你看他的小说就行了。也就是说，新的思想照耀了新的写作，这在当时达到了何种程度，鲁迅那代人也主要是通过写作实践来说明的。关于新的文学史该怎么去写，我不仅在文章中讨论过，更去做了，有了实践性的成果，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写出这部文学史之后，曾有刊物主编约我再谈谈如何书写文学史，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出来。我不是理论家，我的文学史写作成果应该比我所能说的理论多得多；后人或者今人可以从这本文学史里，按照他们的认识去理解的东西，也应该比我写的要多。
其次，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几种说法并非彼此隔绝，实际上倒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渗透的。我在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认识方式和书写方式之中，就综合考虑并借鉴了这些提法。比如我从严家炎先生的“文学生态”里面想到文学史不能无视人的生态，不能不写作家的心态以及与心态直接相关的文化物质环境。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很有警醒作用，我虽然不同意让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平行地进入文学史，却深受启发，考虑到如何将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市民文学，而现代市民文学自从“海派”浮出，就具有了先锋、通俗的双重性质，不那么截然分明了。这也是陈思和把“先锋”“常态”作为两种互动的文学态势提出的原因。我可以把握住文学史上典范的先锋文学来解剖，也要将大众化的常态线索紧紧抓住，把农民大众文学和市民大众文学扩大来书写。而杨义的“大文学版图说”，启示我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空间，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在这些意义上，我想到我这部文学史可以加上“发展”两个字。
再次，这部文学史在书写方式上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重新整理材料，用史料说话。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这两个概念提出以后，原来以政治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史就开始解体，我的这部文学史就是解体以后的产物。政治性的文学史解体之后，重写文学史，就要从原始史料开始，去探究现代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发展的，怎么传播的，怎么被接受的。
第二，把文学深入地放到文化环境中去理解。这个文化环境包括文字、教育、出版、传媒等。这本书就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包括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社团、流派；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文学批评、翻译；话剧、电影，等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的这本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另外加上丰富的插图，把文学的空间大大地拓展了。
第三，打破“主流型”的文学史，建立一种平等的、驳杂的文学图景。要排除把一种文学作为主流而把别的文学的地位降到很低的非真实状况，要打破这样一种“主流型”的文学史。比如过去把革命文学作为主流，其他的都要服从革命文学。在革命文学面前，或者被打败，或者被同化。假若现在我们把现代主义文学捧得最高，一切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都成次要的，在诗歌上就要以卞之琳、穆旦为主，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主义色彩是最浓，其他的比如艾青有现代主义色彩，就稍微低一等来叙述。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写法，为我现在所不取。我们要给予各种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比较平等地来描绘整个现代文学的图景。
实际上，这本书还暗含了我个人的一些理想，是一本个性化的文学史。既然是我个人写的，那么我的语言是个性化的，看法也是个性化的。所以说，这是一本比较新的、符合我个人个性的、尽量贴近读者的文学史。
问：“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时限性的学术史，您选择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让人耳目一新。请您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处理现代文学史的起点问题的？
吴福辉：文学的发生有一个“文化环境”。过去的文学史是从政治环境叙述起的，比如国民政府之前，就讲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政府怎么样对抗，再往前就是和清政府怎样对抗。这样的话，突出的是政治斗争。而文化环境才是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都要“折射”到文化环境中去发生对文学的作用。我选择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作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是为了强调以后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学，当年已经处于一个与古典文学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了。这个环境除去经济生产力的水平之外，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界的急剧变动和物质文化条件的重新构成，而这两个方面“折射”到文化环境中，都可体现在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上面。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第一章是“孕育新机”，主要是讲晚清时期的文学环境。我同意文学现代性就是从晚清开始发生的观点，所以我在书中特别提出了“文学大事1903年版图”，并指出晚清时期是文学现代性的积累时代。我不主张用一本书或一个具体事件来划定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确切时间，是因为没有哪个时间能够担当。现在所举的起源时间，换成另外一本书或另外一个事件，也可以讲通。既然是模糊的，我们就不如模糊地用较长的一个时段来描述它。但积累到“五四”时期就总爆发了。“五四”是一个“爆发期”，“爆”出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来。就像闻一多的诗《一句话》说的，“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不愧是从“五四”时代走出来的人。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