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释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还不清楚，但只能告诉大家他们同时出现了，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分工。希腊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是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是社会管理。分工那么精确，小重复有，大重复没有。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人类成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没有缺席，贡献还很大，这让我们很骄傲。尽管当时没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
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文化，是天上飘的云、地下流的水，自由而美丽，遗憾的是它很容易飘走流逝。这个时候需要有帝国的行政力量来选择自己民族的智慧，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文化人有时候不喜欢行政力量，但是在文明还处于随时可能流散的状态时，这个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当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方出现了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规定，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和户籍制。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很多地方的古文字，没有人认识这些古文字。这是什么字？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当地人也不认识。埃及太阳神庙廊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据说只有少数考古学家能认出一部分。至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专家能读懂，但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不能传播的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没了。古代世界各国打仗，赢者首先要让输者忘记自己王朝的记忆，忘记记忆的最好方法是让你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在整个文明上得服从了。中国恰恰相反，统一文字以后，这种现象就不能发生了。你消灭我的文字没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国只有一种文字。我在国外常说，我晚上读《论语》，很像前天收到我乡下外公写给我的信，非常亲切。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规范，就做不到。
秦汉帝国连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开放互融的文化。如梁启超所说，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的文化。佛教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气度。任何一个宗教的传播往往有一个特点，如果那个地方文化浓度很高，就很难传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还处于原始时代，就比较容易传入。中国的奇迹是，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了，诸子百家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思维体系，我们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文化构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还能浩浩荡荡地传入，而且能够深入朝野，这是一个奇迹。几千年来，它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息与共，互相滋养。甚至到后来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建立他们的理学和心学，都受到了佛学的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历代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
忠孝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明代开始的。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差距。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做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有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进行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今天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很难说是没有道德，是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一个家庭，一个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在明清就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在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制度或体制。
第二个，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说话给皇帝，而是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有个总结很有趣，是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等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意，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需要康德讲过的一句话：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句话很短，但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社会、民族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
康熙皇帝领导着纪晓岚先生编成了一套《四库全书》，花了9年时间，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把过去中华文明最优秀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删掉篡改了，不过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在这9年当中西方发生了什么？瓦特发明了联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出了第一座铁桥；英国造出了第一条铁轨；法国完成了热气球的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如果说这是自然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呢？亚当·斯密创立了《国富论》；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论》，与此同时歌德、孔迪亚克都有关键性的创造。这一比就发觉头有点晕了，同样的9年，我们总是在收集整理，他们在面向未来，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在咬文嚼字，这就与他们拉开差距。几十年以后，两个文明打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18世纪的后期， 19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来了，打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惨败！
惨败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确实有足够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时代性，这是大问题。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追赶？每次去国外，看到中国展出的永远是京剧脸谱、针灸和阴森森的几个老人雕像，永远不亲切，不能让大家感到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亲切，这样我们的民族性才能活起来，才能让时代性中加入中国人的生命力。 （根据余秋雨在南京图书馆的报告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李月宁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