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儒学大师杜维明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市场经济是好的，可让人担心的是市场社会化。”在杜维明先生看来，中国的儒学之所以比韩国、日本差那么多，可能就与此有关。所谓市场社会化，其实就是人人市场化，事事功利化。说穿了就是“为人民服务”有偿化、拜金主义全民化。事实上，杜维明先生所担心的这种现状，已不是子虚乌有的“天方夜谭”，也更不是危言耸听的“人间传奇”，如今在很大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也就是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市场社会化已经蔓延开来，并已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不单商场如此，官场、学场、艺场、赛场乃至民场莫不如此。
经济建设的确发展了，进步了，但人的灵魂乃至思想却越来越萎缩了、越来越黯淡了，市场社会化的“洪水猛兽”正在日益疯狂地瓦解甚或泯灭着大众群众群体的道德与良知，一切向钱看已经成了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金钱拜物教已不再是一种不需要遮遮盖盖的“潜意识”，而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完全“亮化”了的“处世哲学”。
何故使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绕不过去，这就是长期求富心切又生财无门的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个人欲望的“防洪大堤”十分脆弱，挡不住来自市场经济的种种诱惑，在坚守理想阵地与金钱诱惑乃至唯利是图以便实现发家致富的双重选择的路口，往往重心就偏向了个人欲望的一边，一旦卷入“金涛”滚滚的洪流之中，就可能一边倒，以致钻入钱眼里而不能自拔。
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各行各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味地发展经济，重视科技，而忽视了文化建设对于救赎人心的重要性。这样，就给各种不良文化的滋生“营造”了一个温床，于是，各种不良文化乃至恶俗文化就乘虚而入，布下天罗地网，让每个人都坠入其中。诸如当前的官场腐败、学术腐败、社会风气不正乃至全民从俗入流的现象，就折射出经济建设中法制与民主的不力乃至“善”的缺失。
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社会的道德秩序。随之而来的“全场”性“欲望膨胀”。几天前，笔者无意之中看到一篇关于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因严重违纪而终致“东窗事发”、然后在办公室里畏罪自杀的报道，不禁为之瞠目结舌、惊诧不已。这样一个腐败在先的“蛀虫”，多年来在官场上为何会一升再升？等到“拔出萝卜带出泥”时，居然已经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成克杰第二”。虽然宋平顺的落马也显示了上边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可是这些年来的各种层次的腐败大案或腐败分子为何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呢？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去了，而姗姗来迟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远远跟不上趟？正因为如此，许多腐败分子才敢于肆无忌惮地凭着长期缺乏监督机制的绝对权力大捞特捞一把。
官场腐败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深重，也越来越棘手，尤其是种种不良文化也随着官场腐败的节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度，让每一个人都耳濡目染，深受其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袁绪程教授在《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制约大师诞生的六种不良文化，这种种不良文化是：“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市侩文化”、“拜金与拜权并重的文化”，原本就缺乏“免疫力”的芸芸众生，岂能抵御得了这种种不良文化的侵袭与污染？甭说出大师难，纵然你原本就是一个大师，也可能会倒在当下金钱拜物教、物欲横流的氛围之中。的确，学界士界乃至文化艺术界，许许多多貌似社会良知代表的“精英”，如今也自觉不自觉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甚至心甘情愿地做了现实的“俘虏”，在挡不住的诱惑之下，也不由自主地眼为钱开，心为财放，与芸芸众生一道融入了一个出不了大师的时代、一个全民“姓钱”的时代。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问：如今，在你我他的“囊中”，还剩下一点什么？是雷锋精神、还是远大的理想抱负？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尊“八荣”憎“八耻”、还是以荣为耻或以耻为荣？恐怕各自心里都有数。或许有些人在面子上还是以荣为荣，然而在面子的背后，“耻辱”与“羞涩”早已变成了中性词，哪里还能正襟危坐、焚香净手地去应对老祖宗留下来的“道德遗产”！那么，国人诸君，坦白地说，如今在你我他的“囊中”到底还剩下一点什么？这可能让大家为难了，如此直露无遮的拷问、实在无异于给人灌辣椒水呀！或许你只去“盘点”过别人，还没有去认真“盘点”过自己，一时间还弄不清自己的“囊中”所剩之物。假如我们去把《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请来为我们“盘点”一下，那孩子可能就会一语戳穿：如今在你们的“囊中”，除了还剩下一点个人的欲望，就什么也没有了。窃以为，这是一句大实话。（孙仁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