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你认为，你这次能够荣膺鲁迅文学奖，占最大比重的因素是什么？鲁迅文学奖的一个评选标准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在你看来，你的诗歌，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能够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哪些有价值的借鉴？
车延高：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我适逢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们社会处在一个发展期，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二是，中国新诗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早期的闻一多、徐志摩，其后的艾青、田间、郭小川等。“文革”之后，朦胧诗和其他各类诗派的出现，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批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问世，他们等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后面的创作者搭起了一架又一架的梯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了我们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地。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走了很多捷径，也借取了他们很多成功的创作手法，丰富了我们的写作，激发和充盈了我们的创作灵感，从这点看，是优秀诗人用肩膀扛着我写作，他们给了我丰富的养分，我确实占了很大便宜。
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
我非常清楚，在诗歌创作上，我还处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就我的作品而言，我是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让作品和读者产生共鸣。在创作中力求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我是有意识要把《徐帆》写成这样的”
《新民周刊》：对于目前网络热议的“羊羔体”及所谓你的代表作《徐帆》、《刘亦菲》，有人评价，太随意、太口水化了，“像是在写作中不停按下回车键的成品”。你是怎么看的呢？
车延高：这里要说明一下，《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中的一首，我一共写了三个武汉籍的演员，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http://t.sina.com.cn)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大家一看鲁迅文学奖得主就写这样的诗，自然要质疑；另外，我写《徐帆》时笔法稍有一点诙谐幽默，这有些破惯例，再加上我的身份可能使大家有一种习惯认定，好像官员就应该是正襟危坐，可我在写作时恰恰要追求诗歌的纯粹性，力求不端架子，不板面孔。当然这首诗到底好不好，应该由大家去评判。
对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有争议，我认为是大家对诗歌的一种关注，就总体看是件好事，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新民周刊》：在《徐帆》这首诗中，你将你的写作方法称之为“零度情感表达”，就是说这么写，是你故意为之的？
车延高：对，我写《徐帆》，很多话都是带着诙谐和幽默的笔调去写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有它的特点，就是力求避免和我的诗歌与一贯的写法重复。我是有意识要把它写成这样的，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一种模式的。我是想很真实地用一个作者的笔调去写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能够让别人感觉到不是在重复自己，我希望我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能让老百姓感觉到我是以一个平常的人、用真实的情怀去写一个作品，而不是端着一个官员的架子去写作。
你看我写《徐帆》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最普通的一些语言，但是我肯定是有技巧的，包括最后结尾的那一句，“我在自己的胳臂上一拧。好疼。这才知道：梦，有时和真的一样”，包括我用的都是很平常的一些话，我有意识地把它写得让老百姓感觉：你的语言敢这么用？！有时候是需要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去写诗歌的，我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我就力求我的作品要大胆一些，要写得让老百姓感觉到自己能看懂，感觉明星离自己不远。
我写《谢芳》，写得很正，但如果我把《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组诗中其他两首《徐帆》、《刘亦菲》写得都像《谢芳》这么正，你说大家愿不愿意看呢？有人又会觉得手法重复了，所以我想请大家理解我。我写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诗人，和我的身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要考虑作品写得有一定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