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文化类随笔产生影响力的林贤治，被文化界冠以“民间思想者”称号。他是学者、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以清醒的思考和尖锐的批判发出与这个时代主流舆论不同的声音，也以特立独行、贴近平民的姿态介入社会，表达他的在场。
林贤治
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林宋瑜
广东汕头人，现居广州。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博士；长期在各大文学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及文学评论，已出版《暗影地带》、《女子修养学堂》、《蓝思想》、《文学妇女：角色与声音》等著作七部。
知识分子的幸福在于自由
林宋瑜：你对乡土的那种感情带有鲜明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这种基调决定了你所关注的重心更多是关于“自由、漂泊、革命、反抗”等知识分子话题。所以你这种平民立场农民也不一定理解。在我看来你这种立场实际上更是一种精英立场。
林贤治：我的看法是：当我在书中作客观描述时，知识分子、文化人应该具有超前意识，起启蒙的作用，要比一般民众要求更严格、看得更深远。像这种态度，你可以用精英立场来概括。但“精英”这个词我很少使用，坦率点说，我对这个词几乎是讨厌的。因为精英知识分子他可以进行社会批判，却往往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批判自己。
林宋瑜：现在知识分子真的是缺席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互联网上连社会热点话题往往也是一般的网友发起的。但现在知识分子起不了带领与启蒙的作用。
林贤治：这里有两点，一是关乎社会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你是所谓精英，是知识分子，你应该表态。因为你在这些大事件上容易产生影响力，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点是，如果你是所谓的精英，你应该比一般人更能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发掘出一些东西，帮助人们进一步思考。那种更深层面的东西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援。我经常把知识分子与学者分开，就是看他的专业知识有没有与他的公共立场联系起来。有没有平民立场、人文立场。你的专业知识必须与这个态度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体现你的专业知识而没有你的社会态度，你就仅仅是一个技术型学者。
林宋瑜：有时候他的专业知识还起反作用呢。现在所谓专家出来，就被人扔“石头“，称为“砖家”。
林贤治：就是因为他没有立场，甚至是错误的、反动的立场。
林宋瑜：这也就涉及你所说的知识分子人格问题。就像你那篇《娜拉，出走或归来》，里面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谈到思想与革命的问题。而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格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人格。纪念五四的青年节刚刚过，你对今天的青年们有什么忠告？
林贤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的意义要与青年的现状联系起来说。在五四时期，像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这些概念，是从西方过来的，但它们是有普世意义的。当时提出个性解放、价值重估、偶像破坏等等口号，有那么一种普遍的精神高扬的状态。而今天这种自由民主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明显地变得淡薄了。我们谈到社会理想，整个跳不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包括当年9·11事件发生时，一些大学生居然为此庆祝；最近对抓到本·拉登这件事的反应，凤凰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居然有60%左右的人感到失落、伤感。其实我们缺乏人道主义的教育。生命、生存、自由、财产、幸福这些都很重要。我最近为《凤凰周刊》写了一篇书评，题为：“美国：幸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说“幸福”呢？就因为美国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批判，包括批判政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阿伦特在她的名著《论革命》中，注意到美国《独立宣言》中说的“生命、自由、幸福”，以“幸福”一词代替欧洲流行说的“个人财产”。她阐释说，拥有多少个人财产，不是物质意义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他才是幸福的。
林宋瑜：所以，你的家园也是指精神的家园。
林贤治：是的。我们目送过去乡村中纯朴的东西在消失。“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不见“似曾相识燕归来”。其实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许多价值，我认为不是负面的，过时的，可替代的；而是人类最基本的，与大地相始终的。
只能在记忆中皈依故乡
林宋瑜：刚拜读你的新书《孤独的异邦人》。这个集子许多文章与你过往的犀利风格不同，它们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调子。不少篇章是关于“故乡”及“故人”的回忆。你无论作为一个著者还是编者，记忆都是很重要的范畴，它跟你的历史、现实、心态有很大关系。你如何解读它与写作者那种类似血缘的关联？
林贤治：有人说过，文学就是记忆的产物。“记忆”既是指集体记忆，即大的记忆，历史的记忆；也包括私人的记忆。其实“记忆”是最富有人文色彩的东西。我是不看科幻小说的，觉得没意思。当然这也跟我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有关吧。总之，我对过去是一个特别在乎的人。
林宋瑜：所以你很恋旧。
林贤治：你会发现鲁迅也是很恋旧的。你可以看他两个东西，一个是《呐喊》自序，一个是《坟》的后记。生活中除了那些让我们关注的东西之外，还有他放不下的东西。记忆就是历史，历史其实是构成现实的基本部分。这里有理性的判断，也有情感的牵系；情感很重要，对文学写作者来说尤其如此。这份记忆的东西是他写作的内驱力，使他非写不可。
林宋瑜：说说乡村记忆跟你的关系吧。
林贤治：近些年来，我每年回乡一次，但都是过客一般地来去匆匆。我希望能够在出生地呆上至少一年，找我梦中的东西。在乡下，过去记忆中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被破坏了。媒体有人用“沦陷”来形容乡村，就是说的那种变成破败的、没落的、凋敝的景象。
林宋瑜：整个乡村荒芜化了，景色也变化了。但另一方面看，现在中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西方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不太一样。
林贤治：我觉得与体制、政策大有关系。现代化进程对不同国家来说会有不少差别，但趋向大体是一致的。我们是后发的国家，即所谓“发展中国家”，人家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是可以借鉴的。譬如，美国的卡蕾所写的《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环境保护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了美国政府制订了对农药使用的政策法规。我们目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林宋瑜：小时候我常常到外婆家去，就是乡下。那时的农村小河小溪很清澈，农民从那里取水喝。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了，洗衣服都不行。
林贤治：每次回到老家乡下，都不免心生感慨。不但没有美好的建设，反而从环境保护到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大破坏。我说乡村记忆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是因为不但能给我心灵以慰藉，而且精神上对故乡的皈依决定了我写作时采取什么立场、对社会的事物的态度，包括对我个人修身方面的要求。
徘徊在群体意识外的“异邦人”
林宋瑜：其实商业社会也有它的商业伦理道德和商业精神的。在西方那种非常成熟的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我们这个总是谈人情的社会，现在反而样样谈钱。所以你的根、你的故乡已经失去了，你已经真正成为孤独的异邦人了。你这个“异邦人”的词也是有双重意义的。
林贤治：确是这样的。这个时代，人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情感非常淡薄。人们不太关心道德、伦理这样的问题。拜金主义与权力崇拜一样可怕，而且，通过交易消灭个性，那种趋同特别厉害。
林宋瑜：中国这个民族本身也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的。反正你不符合主流的方向，你就要被质疑。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尊重个人价值。除了政治体制，民族性也有很大的关系。
林贤治：所以集体主义还是有它的根源和土壤的。五四的资源已经流失了。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党派的观念就进来了，集体主义被强调了，个人的空间就渐渐被挤掉，变得狭小甚至没有了。
林宋瑜：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很多变成事务性、表态性的，情感的成分就很单薄。
林贤治：互联网的意义正面大于负面。负面的东西，是指它主要是用来取得信息，全是即时性的，浅阅读、碎片化，不让你思考。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阅读，那些青年教育出来，就没有深度，他不懂得思考。一个不懂得思考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
文学处于低度主要因为缺乏精神性
林宋瑜：现在文化界也有一种声音，就是呼唤文学艺术批评重返八十年代的状态。我个人对八十年代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个时代正是我们上大学、上研究生的时代，那个十年，各种思潮都很活跃。作为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许多书刊都是那时候读的，吸收了许多养分。你呢？你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八十年代的？
林贤治：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关于八十年代，我在几处引用了董乐山的看法：就是说这是第二次西风东渐。建国后我们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八十年代肯定比文革前十七年好很多。但我认为，在“后四人帮”时代，就是1979年、1980年，民气很盛，打破禁区，特别有创造力。当时朝野非常强调“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概念，而事实上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就结束了。一方面固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不断的“反自由化”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这使思想解放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打岔”。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本来是人道主义的，是人的解放，当时就有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但知识分子自身“打岔”，将主流（思想解放运动）引到别的方面去了。后来的所谓美学热、文化热、寻根热就是由此引发的支流的支流，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我们国民性什么的。这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回避了现实政治，放弃了对于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国民性问题不能光看老祖宗，主要看我们这代人的特性；就是说，“根”就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立足于这个体制的人，现行体制对我们的影响肯定大于老祖宗对我们的影响。这个也是文化，是政治文化，可是“文化热”不讲政治。实质上，寻根文学就是把我们从当下的现实中引开。
林宋瑜：所以一些作家去写帝王将相的故事，就是回避当下的风险，话语风险。你说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林贤治：在一个未经深化改革的体制里面，文学能好到哪里去！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看综合的因素：体制的、队伍的、个人的；思维的、知识的、人性的；灵魂的、艺术的，等等。我们的文学就是缺乏精神性，没有思想深度，而且整个道德体系、语言体系都受到破坏了。
林宋瑜：作为出版人，我们都很关注这些问题。那么，这种状态下，出版人要如何做才不至于沦为劣质文化商品的流水线工人？
林贤治：我们立足于出版业，要根据自己的文化理想去做图书。编辑要有他的方位感，不是只看市场。我觉得真正的出版家是他领导市场、开辟市场。你要承认这个社会有不同的读者层次。现在许多编辑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乏文化理想。作为文化人，更重要的是你的文化理想如何，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其实这也同样关系到一个综合素质的问题。
林宋瑜：最终还是跟思想境界有关系。
林贤治：现在的小说我不愿意读。我编《文学中国》几乎编不下去，读那些小说很受罪的。现在人们追着看“90后”，一度以新生代自炫的“70后”已经被冷落了，遑论“50后”，更没有人关注经典。
不能告别的革命
林宋瑜：除了编辑工作，你的写作计划呢？我对你的关于革命，关于巴金的写作，很感兴趣。特别是从巴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开始的生命历程这个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将如何阐释“革命”二字？
林贤治：革命这个话题，我想说，这二十年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这个论调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作为知识界本身也憎恶革命，标榜改良。但现在不是我们憎厌与否的问题，而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是否终结的问题。
林宋瑜：今年是辛亥革命过去整整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一百年前，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覆灭及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两个革命事件，对于现代中国都是意义非常重大。你如何看待这两场革命？
林贤治：可以从比较政治学和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场革命的政治资源、基本队伍、斗争目标和方式，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又都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二十世纪现实大地之上发生的。一百年的时间，是可以好好总结一下的。我对辛亥革命的兴趣在于把它与西方的革命进行比较，可以分成三个时段来观察。像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有好多段，绵延数十年的历史。
林宋瑜：看来你要对李泽厚、刘再复说革命还是不能告别的。
林贤治：我反对这种论调，首先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至今还没有终结。你看看现在的中东。人类是从野蛮到文明。用马克思的说法，至今仍然处于前现代阶段，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跳不出历史。（林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