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变革史或许就是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记”。而国内对于这段变革史的开端——清末变革的记录，往往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结论，论证的过程充满了荒诞气氛。2009年，也在水里挣扎着想找到小石块的“历史拾荒者”雪珥，萌发了撰写“石头记”的梦想。由他撰写的晚清变革三部曲，《绝版恭亲王》、《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颠覆了许多人的观念。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因为书中“赞颂”：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全面变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也有人说，他的书比教科书更加真实，因为他的书里，引述了大量被国内史学界忽略的国外文献资料，而且呈现了很多外国记者拍摄的历史照片，仅在《国运1909》中，就用到了76张图片，它们的资料来源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报刊图书，书中甚至还收录了一张1900年美国人拍摄的一位中国女人畸形的小脚的X光片！这些震撼人心的图片的效果远胜几页乃至几十页的密密麻麻唠唠叨叨的文字！
对于雪珥本人而言，褒贬的争论只不过是副产品，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三本书，是因为这话题搔到了大家的痒处：“在河里挣扎的你我实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的。没有任何一部宝典能指引河中的摸索，但希望这本书能不断提醒你我：此处水深、王八多、鲨鱼凶猛……”
■“我的优势不在独家披露内幕，而是对史料的精读”
记者：因为这三本书，不少人也对您这个作者很感兴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雪珥：我现在是个商人。199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当过省级机关秘书，幕僚，管过机关报，此后，下海从商。在澳洲，除了业余兼任一家中文报纸的总编外，主要就是从商，其间还回国搞过地产开发。商业是个纸醉金迷的行业，如果你想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多姿多彩是非常容易的。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底线，我的底线是，我的夜晚不能那么去过，所以，几乎在每个夜晚，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就是在写作。
记者：您在书中大量引述了国外史料，其中有相当部分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资料观点不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雪珥：我所精读的外文史学论文，数量大大超出了中文论文，这并非贬低中文论文，但的确很多中文论文只是为了拿职称、拿文凭。我本人就收到过不少所谓的核心刊物的广告信，出多少钱就可以发论文。市场有这个需求。从这些应景之作、饭碗之作里沙里淘金，成本太高，但还是不得不淘。国内的历史学者中有很多优秀人才，但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很多原因，他们并没有，甚至不愿意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举个例子，国内学者发表在论文里，至今还会引用一本《李鸿章自传》书上的内容，但这实际上并非是历史文献，而是上世纪一位美国记者在监狱中，根据李鸿章访美的新闻杜撰出来的小说。这一重大的失误，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了长文做过披露。我不想在此讨论史学理论，但西方学者们带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一、从细节入手；二、兼听则明，掌握更多史料；三、不盲从，尤其是不能在意识形态先导的前提下盲从。
我的三部曲，《绝版恭亲王》是从一个人物切入，《国运1909》从一个年代切入，而新出的《辛亥：计划外革命》则是从一个行业切入，正在报上连载的《天子脚下的特区》，则是从天津、直隶一个地区切入，将这个人物、年代、行业、地区所发生的很多历史碎片，慢慢解析、串联、铺展。其实，真正能淘到“独家”史料的机会并不多，关键还在于史料的解读，我可能比以前的研究者对史料咀嚼得更细致些、思考得更独立些。可能有人不赞同，但我相信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细节决定成败”，而不是思想决定成败。没有细节支撑，思想就是妄想，史学就成了研究者的个人梦呓或混饭的饭碗。
■清末变革失败有天然的因素，也有人为抹黑的因素
记者：您在书中对晚清帝王、大臣的变革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评价，这其中似有为统治者“美化”的嫌疑。您怎么看呢？
雪珥：其实，我的书中绝对没有美化任何人的倾向，而只是在尝试还原真相。晚清变革是个复杂的话题，晚清变革的面目被遮盖在浓雾当中，有些是天然的，这么大的国家，又是千头万绪的，很难厘清，不仅我们后世的人，当时的人也很难看清楚。还有人工的降雾，晚清倒台以后，后来者国民党有意识地把晚清进行了改造，将其塑造成了落后、腐朽的政权，以此显示国民党取代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合理性、进步性。
晚清变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们看到的观点是说清廷抓不住重点，自私，想保自己的政权而愚弄百姓，变革都是假的，等等。但我看到很多史料，包括国内能查到的很多史料，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常理上来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时代，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作为产权明晰的“董事长”或“大股东”，恰恰最没有动机或最不愿意让他管理的这家“公司”衰败的。为什么没有做好？有能力的问题，有外国入侵的问题，或者变革的方向、进度问题。比如慈禧太后说要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因为端方报告称君主立宪政体好，能利国利民，调动人民群众的才智，而且也利君，可以确保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
记者：您认为晚清变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雪珥：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变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变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任何变革，都应循序渐进，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却沉浸在浮躁情绪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时间长、见效慢，想在制度建设上强行超车，完全不顾基础。戊戌变法时，皇帝和杨锐等四个小秘书（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诏书，很多是将日本文件翻译过来一发布，就算变革了。这样强行推动的体制变革，甚至将张之洞、李鸿章等变革的操盘手都推到对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这种浮躁心态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准备立宪期为9年，被一致批评为“假宪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宪政变革的准备期却是30年。
■不折腾对于中国很重要
记者：晚清变革最终失败，演变绵绵不绝的革命。
雪珥：首先，任何变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才是变革最凶恶的敌人。皇权、绅权、民权，其实是三方博弈，其中的枢纽是绅权。在晚清变革中，绅权绑架了民权，将自己打扮成民权的代表，最终导致皇权失控，民权最后也没有伸张。翻开清末的各派媒体，基本看不到新闻，都是为自己这一派别的利益服务，成了所谓“机关炮+机关枪”，为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不惜造谣、编假新闻，根本看不到真相，这就使民众的信息混乱了，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信息“超限战”中，民众是受害者，政府也是受害者。就像保路运动，分明是川路公司的经手官员挪用巨款去上海炒股，损失300万两，极其惨重，为了挽回损失，趁铁路国有化之际要求中央财政埋单，没有得逞，就煽动民众，指责中央政府“卖国”，动辄以“七千万股民”的代表自居，但恰恰他们就是“七千万股民”身上最大的吸血虫和既得利益者。这其实是打着民意的旗号愚弄人民，不仅掏空了他们的血汗钱，还要民众为他们出钱出命。
其次，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永远正确了。指点江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做。吐沫横飞的批判者并不当家，其实并不关心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细务在他看来，无非是将当家人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投枪和匕首”而已。中国是个大国，而变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来支撑。我认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稳定，在稳定状态下尚且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在动荡中达成的。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得靠变革，靠建设。
■文/本报记者 祖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