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服拍照和服母女武大拍照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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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校园的樱花又开了。21日，大量的人流涌入武大赏花，附近交通一度拥堵严重。一对操武汉口音的母女身穿和服在樱花树下照相，招致数名学子的轰赶，很多围观市民也表示愤慨。率先声讨的小伙子，据说是武汉大学的大二学生。声讨声中，这对母女面露窘态，匆忙逃离。(详见本报3月23日A15版)
母女穿和服拍照，肯定是没有违法的，也不应受到禁止。
樱花与和服，是日本的文化象征。穿和服拍照就是忘记国耻，按照这样的爱国逻辑推算下去，是不是得把武大校园的樱花树都砍光了？谩骂、驱赶“和服母女”的爱国逻辑值得商榷。
的确，我们曾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辱与蹂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创伤。但事实上，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罪的是人，而不是物，樱花与和服都没有“国耻”原罪。我们与其对穿和服拍照上纲上线地宣泄爱国激情，还不如理性地表达爱国情感，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提高民族地位方面做点实事。
摘编自《检察日报》3月23日文/孟嗣贵
释放爱国热情应有度
武大樱花，初植于日军占领武汉之际。日军侵华，留下民族心灵的一道伤痕。今日人们面对武大樱花，则是感触各异，大多数人是踏春赏胜，也不排除少数人是追记历史，都应可安然相处。樱花是日本国花，和服是日本民族服饰，于赏胜者来说，樱花树下着和服照相，应是个人趣味，其间并无恶意，也无损国格人格。当然，也可能有人见之而不快，但干涉他人是否正当，则值得怀疑。很明显，着和服照相的人，并没有妨碍他人权利，也没有违背公共道德，应可以自便。如果校方有着装规定，应看规定是否广为人知，否则也应以告知和劝止为主，而不必声讨。
可能有人认为，一个人穿和服照相，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情感。这要稍加分析。构成情感伤害的是和服，还是和服与樱花的结合，或者和服与樱花加上武大这几个要素的结合？伤害在哪里，为什么这样的结合是一种伤害，是真实的伤害还是自己觉得的伤害？多问一下，可能有好处。“和服母女”在武大的遭遇，既关涉个人无碍他人的行为是否该被允许，也涉及哪怕正当的行为该怎样去做才足称文明。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国民，牢记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这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事情。但这种信念和态度的释放应遵循社会规则，必须有其边界和尺度。这种边界和尺度，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他人的日常生活与某个概念挂钩，强行植入爱国与否的判断，也意味着将我们的爱国情感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不能苛刻地强迫他人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造成对他人的压力和困扰。
大学学子，理想充沛、关注国家，涌动着对国家的强烈情感和责任。与此同时，大学是理性的殿堂，怀疑、自我省视并服膺真理，应是常课。将爱国泛化至普通的生活领域，一遇到自己认定的“伤害”就立地反弹、血脉贲张，这种情感表达是难以赢得尊重和认同的。
包容、理智和克制，要内化为一种行为方式和心理认同，这样爱国情感才能发挥出它正向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长江日报》3月23日文/李琼
交锋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摘编自《南方日报》3月23日文/潮白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对待武大的樱花，人们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从形式上看，凝霞散景、落英缤纷，樱花煞是好看；而从内涵上看，它又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遗迹。有人说，现在的樱花是历史上经历多次种植形成的，不是侵略者那个时候的“原生态”。这种说法难免自欺欺人。早几年，不是还有过“是耻不是花”“是花不是耻”的讨论吗？这样的讨论甚至可以上溯至1947年3月。
所以，无论今时武大的樱花开得怎样漂亮，我们得承认其中的“国耻”成分；如果承认这一点，又明知道相当多的国人还不具备“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所谓达观境界，穿着人家的衣服去那里拍照，就确有“自取其辱”的意味了。即便那个大二学生不“发难”，别的没吭声的人难道看着就舒服吗？
武大的樱花已经成了它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今天观赏之，带着民族情绪显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以为“和服很美”，就也不能避免反感的人士发出愤慨。“胸襟大度”与“狭隘爱国”，大抵就是这样对立的统一，很正常。在不断交锋中如果能达到警醒国人，达到“勿忘国耻”的目的，也算是这条新闻的价值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