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谈“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的现代转换
内容提要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是世纪之交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重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任重道远。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对此您怎样看？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艺术理论和实践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中国文化价值立场的诉求日益强烈，传统文艺价值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不断进行新的辨释和引证。然而，不同时代语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传统文艺价值观的现代引证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重塑中国文艺价值观需要开放态度与坚韧的探索。日前，记者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换话题采访了学者王岳川。
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划分谁为主体、谁为客体，而应增进古今的互动与对话；不是割裂体与用，而是兼顾时代性和历史性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是世纪之交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重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任重道远。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对此您怎样看？
王岳川：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上世纪90年代文论研究界出现的一个命题，它触及了时代的脉搏，表征了中国文论的某些症候，说明中国文论出现了身份问题，是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从研究的性质着眼，古代文论大体可以分为本体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类，也就是历史性和时代性问题，简单说就是“体”和“用”的问题。由于文论的知识生产总是遵循其特有的规律，在特定时空下的运行发展，而古代文论所赖以存身的古代文化世界已经消失，因而整体性的古代文论生产与转换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古代文论对现代是封闭的，这就是用的方面，也即现代人如何利用、运用古代文论遗产进行现代文论的知识生产。在本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真价值、真精神才会浮现，我们才可以真切认识到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并为现代文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划分谁为主体、谁为客体，而应增进古今的互动与对话；不是割裂体与用，而是兼顾时代性和历史性。
记者：有人将传统文论的价值失落归结到“五四”时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转折的原因的？这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王岳川：“五四”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将很多问题都算在“五四”头上显然又矫枉过正。其实，传统文论研究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繁荣正是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推动的结果。传统价值的失落，根本上是中国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时的失落，或者说是大陆文明面对海洋文明时的失落。但失落并不是永久性的，西方在古代很难和东方匹敌，但是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又受惠于东方可谓不计其数。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生生不息”。
我们不能期望传统文论的余脉如刘熙载的《艺概》、桐城派古文理论能够对现代文学发言或者具有理论的指导力量，这显然是时代认识的错位。传统价值的转折并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世界大势流转与中国立场重新确立的一个必然表现，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都应是为其时代负责的。当然，不是任何失落或转折都是悲剧；如果说这种转折是悲剧的话，也在于我们无法在这种转折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知识都是汇流的，或者说做加法，任何时代都要提出自己的原创理论以丰富文论的知识宝库。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前代，而只能寄希望于我们和时代、历史的生产性互动上。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被人为地抹去，但是我们可以为其增添我们自己的独有东西。很多人在消费传统，而没有给这个传统增加新的东西，那么这个传统的断裂、衰败也就是必然的。
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上，需要坚持知人论世的良善文化立场，而不是剑走偏锋的极端立场。一般来说，现代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古人再也不会发话，但是进入历史深处和古人的心灵思想深处，古代人何尝不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精神呢？在对待传统文论的问题上，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悬隔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摒除各种成见，直接和文本、古人对话，以人观人，而非以我观人、以物观人，才可以洞悉传统文论的微妙之处，而有此心得者，传统就自然流淌在你的血脉里，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概念、命题上。
文论复兴的意义并非沉浸于文本话语之中，其真正意义乃是超越文本话语，本身有着主体性的阐释、解说和创造在里面
记者：在西方理论话语主导多年之后，重塑中国文化身份面临哪些困难和契机？放到全球化语境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来看，传统文论的复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岳川：西方文论话语在中国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现代文论资源的匮乏。这个匮乏是两个方面导致的，一是人们对传统持有排斥的态度，二是传统本身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成为现代文论的资源。在这一历史空档中，西方文论涌入中国就势所难免了。我们如何看待“西学东渐”这一现象呢？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确使中国文论走向了现代化，获得了方法论的提升，但问题在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真正使中国获得了自己的文论地位和身份了吗？显然，任何文论如果不经过历史的汰变是无法成为中国文论自身的生命元素的。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很久了，但只有禅宗才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的肌理之内。也就是说，西方文论可以成为中国文论身份的标志之一，但必须经过中国选择。拿来主义不过时，但又是不够的。拿来之后还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的文论和西方的文论没有区别，并且还是二道贩子，谁认可你呢？重塑中国文论、中国文化的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问题。“五四”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定位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要自强，而自强就要引进西方；到了现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崛起的阶段，我们的身份定位就不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崛起就要贡献”，也就是要重新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角色、位置和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复兴不是复古，文艺复兴你能说是复古吗？不是，复兴是指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得到了更新和提升，是有着新东西的。因此，复兴不仅是对象性的，还是主体性的。从对象上说包括既往的所有文论成果，也不局限于传统文论，像20世纪以来的文论成果也同样重要；从主体上说，复兴又需要现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推出新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论成果。文论复兴的意义并非沉浸于文本话语之中，其真正意义乃是超越文本话语，本身有着主体性的阐释、解说和创造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