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在校名的英语翻译方面是不可理喻的，不顾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用殖民者强加的Peking来翻译校名中的“北京”，我行我素，毫不理睬社会上由来已久的批评，看似牛得很，可是从它对这种外国殖民文化情有独钟的角度来看，倒是应证了毛主席在文革发动时对它的批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我当年进入北大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当时的张龙翔校长，要求将校名英译时的Peking改为Beijing，学校当局当然是置之不理。但在英语课上，却听到了学校对此的解释，说是校务委员会对此曾专门做过研究，决定不改，理由有二，一是保持历史的延续性，二是为了跟“北京的大学”区别开来，防止校名被误认为指在北京的大学。这两条理由是否成立，社会上早有评论，我不想重述。我个人保持了对这种英译校名的不认同，所以我从不买标有“Peking University”的北大徽章，包括有鲁迅设计图案的最有代表性的那种。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偶然发现一枚标有“Beijing University”的纪念章，于是欣然地买了下来。其实我明白，这大概是设计者不知道北大的癖好，自己代为英译的，可见普通设计者都知道Beijing才是标准的译法。
北大虽说妖风大，但仍有其可爱之处，这就是它始终坚持己见，不为他人所动，有自己的定见和一贯性，尽管对Peking的保守已是不合标准也不合时宜的了。然而，最为滑稽可笑的是清华，80年代我到清华园里时，曾亲眼看到清华校名的英译是“Qinghua University”，还觉得清华比北大守规矩，值得尊敬。可90年代跟国际接轨以后，我发现清华校名的英译竟然变回了当年英国殖民外交官威妥玛制定的译写方式“Tsinghua”，他们以为这才是国际标准。其实恰恰相反，从1977年开始，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即著名的ISO）相继通过决议，确定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译写中国人名地名和汉语语词的国际标准。在这之后，我国外交部和新华社也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照此办理。清华大概认为，汉语拼音是国内标准，殖民者的拼写方式才是国际标准；或者它是跟北大一样，认为不保留殖民文化的特征，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历史，也不足以与他人相区别，假如是这样的话，清华当年怎么不跟北大一样，死扛到底？看来清华比北大进步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当年国家要求用汉语拼音这个国际标准来拼写地名，尽管它不知道这是国际标准，还是照办了；90年代以后国家号召与国际标准接轨，它于是就积极主动地找回了自己的校名在殖民时代英译的国际标准。与清华一样与时俱进的还有“青岛啤酒”，青啤外文名称中的“青岛”本来早已改为Qingdao，与国际接轨以后，居然又改回了Tsingtao，这样无厘头的变来变去，实在令人称奇。
同样滑稽却让人笑不出来的是，当年曾发出通知要求在外文中用汉语拼音译写中国人名地名的新华社，随着世代更替，早已忘记了当年自己发出的通知，也卷入到与伪国际标准接轨的泥石流中去了。在如今新华社的英文报道中，Yangtze River代替了Changjiang River，Mount Everest（埃佛勒斯峰）代替了Mount Qomolangma（珠穆朗玛峰），不知道今天的新华社是不是认为，Nansha Islands（南沙群岛）也要写成Spratly Islands（斯普拉特利群岛）。在新华社的带动下，中国日报等外文传媒在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等汉语语词方面，也都抛弃了原来正宗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方案，改向殖民者的威妥玛式标准回归，这在90年代以后热衷于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已经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奇闻，但对于已然站起来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名主权和文化主权而言，这岂非咄咄怪事，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竟然置早已成为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于不顾，非要去拥抱已被淘汰的殖民者标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我曾给新华网的纠错信箱写过一封信质问他们：“你们的英文报道对于中国地名珠穆朗玛峰和长江这样的地名的译写，都不遵守国家标准和联合国及ISO地名标准！你们的英文翻译者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崇洋媚外！你们处处讲与国际接轨，这中国地名的翻译标准，怎么既不与遵守国家标准，也不与国际标准接轨呢？偏要与过时的洋人标准接轨，你们的政治立场和民族立场到哪里去了？”我也曾向民政部地名处的官员反映此事，据这位官员称，他们曾向新华社这类新闻单位打过招呼，也曾向中宣部报告过，但没有效果；作为民政部的下属单位，他们职权有限，管不了这些级别比他们高的单位。
民航部门充当美国的买办、扼杀“运十”飞机的劣迹早已昭彰于世，它在中国地名的拼写上同样表明了它无愧于买办的称号。北大还仅仅是坚持校名中的Peking不改，对作为地名的“北京”还是与其他地名一样改用汉语拼音拼写的。而民航部门则一直坚持使用殖民者的威妥玛式地名拼法，机票上赫然在目，少数新地名如深圳之类的，原来威妥玛式的拼法中没有，所以算是例外，这正是这个部门长期的崇洋媚外心态的真实写照。铁路部门本来一直是我国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典范，但在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泥石流冲击下，它也把握不住了，在铁路标志中纷纷用英语取代了汉语拼音，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在高速机车开发中体现出来的买办倾向。
更荒唐的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人今年搞了一次北京市地名标牌检查，认为北京街道上地名标牌使用汉语拼音注音不利于欢迎外国朋友的到来，要求全部改为标注英语，且不说这将置中国的地名尊严和国家尊严于何处，至少这不利于团结法语和其他语言国家的朋友，让人觉得我们厚此薄彼；就算是英语国家的朋友，如果他要问路的话，没有汉语拼音的注音，他问路时读出的英语名称，很少中国人能听得懂的，所以外国朋友也曾告诫我们不要这样改，因为这对他们更不方便，公共汽车上报的英语站名也是如此。只有美国地名标志都注上中文的那一天，中国地名全部注上英语才是合适的。
事实上，随着70年代后期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确立，在国际上威妥玛式汉语拼写法早已不通用。所以，外国人对于北大校名的英译仍用Peking也感到十分不解，因为他们早已改用Beijing，而且他们自己对于北大校名的翻译也是用Beijing。除了“一国两制”的香港仍用威妥玛式汉语拼写法之外，即使是英国也早已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美国人则改得更早，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是最早改的。香港因为相当多的人带有殖民地情结，留恋英国人的东西，不肯改过来，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现在当然不必勉强他们改，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相信他们的文化意识会发生变化，不会抱着殖民者的遗产不放的，但这也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善加引导。
如果说香港译写人名地名，没有采用汉语拼音方案这个国际标准，是因为殖民文化的影响，那还是情有可原的；况且由于殖民者的文化控制，香港连教育中都没有通行普通话，不利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而大陆的教育和新闻单位，更不用说企业单位了，尽管它们的从业人员启蒙教育就是从汉语拼音开始的，为何译写人名地名也不愿意用汉语拼音呢，如北大；甚至是用了的也要改回殖民者原来的拼写方式，如清华和青啤。实际上，这跟香港的情况是如出一辙的，说到底还是殖民文化情结在作祟，而且比起香港人更多地受殖民者蒙蔽来说，这些大陆文化精英对殖民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也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国人的屁也是香的”那种心态。
台湾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本来国民党执政后期，已倾向于采用跟大陆相同或近似的拼音方案，但陈水扁上台后，为了体现台湾的特殊性，又专门搞了与大陆相区别的“通用拼音方案”。在台湾人名地名的拼写上，也刻意拒绝作为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或保持原来的威妥玛式拼法，或使用新的“通用拼音方案”，以显示与大陆的区隔，如坚持“台北”拼为Taipei，而坚拒Taibei，生怕先在地名上被大陆统一了。这种心态是与台独意识相联系的，不必多说，但因为这也被说成是是所谓在大陆面前维护台湾自尊的做法，对台湾人民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所以目前大陆方面并不坚持对台湾地名人名的译写使用汉语拼音方案，以照顾台湾人自尊的需要。既然我们对统一了的香港尚且可以宽容，当然对尚未统一的台湾更能够宽容；因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会看到“Chinese Taipei”的英文名称。
至于南朝鲜人要我们把“汉城”改为“首尔”一事，这不存在什么遵守国际标准的问题，因为关于朝鲜语人名地名的汉语译写法尚无国际标准，而所谓“名从主人”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名称主人可以强加于人的原则。如果没有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的话，名称译写是无法强求一律的，各种语言可以按照各自的方式和习惯进行译写，只要能够体现对名称主人的尊重就行了。汉语拼音方案在成为国际标准之前，中国人名地名的拼写就是这种情况，拼法多种多样，为求统一和准确，国际组织才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标准。即使有了国际标准，采用与否各个国家和地区也还有自主权。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没有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我们并没有强求；其他国家愿意采用，那是出于对我们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尊重而自愿接受的，如果不是那时候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国际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标准还很难说，毕竟我们也无法强求他们接受。我们愿意把“汉城”改为“首尔”，也是出于对南朝鲜人的尊重。如果南朝鲜人颐指气使地要我们改，我们是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名称象有些人说的，带有挑衅中国，即“首于尔”的意思，我们也完全可以拒绝改。好在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个名称带有自贬的意味，即“首儿”，就象是承认历史上他们与我们的那种关系一样，所以我们也乐得接受了。南朝鲜人真是搞笑人的高手。
有些人，包括一些认美国人做干爸爸的台湾人，站在英语语言学的立场上贬斥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说汉语拼音中的c、x、q、zh这样的声母美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读，这些人大概只懂点英语语言学的皮毛，对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知之甚少，所以才发出这种谬论。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对这几个字母的运用不仅有特色，而且既经济又合理，这既是独特的创新，又照顾到了语言学上的国际惯例，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之处。字母c的发音跟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好几种语言中的c是接近或一致的；x、q是一般语言中很少用的两个字母，既然如此，让他们在汉语拼音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不合乎国际惯例的问题，每种语言对少数字母都有自己的独特运用方式，何况x、q的运用并非完全没有根据：x的发音与西班牙语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就有些接近，国际上x一般发音ks，去掉k音的话，跟汉语拼音x的发音也是比较接近的；q一般用于发k音，而k的软辅音读法（腭化音）就跟汉语拼音q的读法接近；双字母zh是一个很好的创造，使之能够与z的发音对应起来，实际上德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字母组合，为什么要苛求汉语拼音字母呢？
在语言学上攻击汉语拼音方案的人，要求汉语拼音字母的使用与英语字母发音习惯保持一致，这是毫无道理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为着中国人学习汉语而制定的，为什么要适合美国人的拼音习惯呢？这些人只为美国人读着方便着想，而不考虑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读着是否方便，对美国人似有过分殷勤之嫌。美国人虽说汉语拼音读起来有难处，可是当我国政府宣布用已经成为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的译写标准之后，他们很快就接受了，并没有说三道四。如果说汉语拼音方案要为美国人而改改的话，那美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考虑我们中国人学英语的困难，把英语不规则的字母发音给改改，改得跟汉语拼音一样规则呢？那些批评者大概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脑袋已经用的是美国英语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也不足为奇。
陈水扁的“通用拼音方案”正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制定的，尽可能地照顾了英语的拼音习惯，美国人读起来可能会爽一些，但还是不如当年威妥玛的方案更合乎美国人的读音习惯；大陆上的精英们更愿意使用威式拼法，觉得这才是正宗美国口味的洋玩意儿；尽管威式拼法在应用中最容易混淆汉语语音，其拼音字母的使用不仅最不经济，而且与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差别也最大，如用p、t、k表示汉语拼音中的b、d、g在中国就是常人所不解的，只有懂点语言学的人才能理解，青岛啤酒名称中Tsingtao的tao（岛）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以致台湾的“通用拼音方案”也不愿意采用这样的表示方式，陈水扁的“扁”就用bian而不用pian，大陆上的一些人连陈水扁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啊！
我们的教育和新闻单位，不仅常常在地名主权方面置国际标准、国家法规和民族尊严于不顾，而且在领土主权方面也经常罔顾国家利益和外交立场，使用西方国家绘制的中国地图，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归外国，损害我国对有争议地区的领土主张，给与我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口实。这方面最早的教训是，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上曾把钓鱼岛划为日本冲绳群岛的附属岛屿，为日本今天与我争夺钓鱼岛主权提供了证据。现在地图使用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使用西方绘制的地图，把中印争端的位于中印巴三国交界处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印度，以及按照沿着不丹北部国界线向东延伸的麦克马洪线划定中印东段边界，把我国主张的沿着不丹南部国界线向东延伸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印度。这样的地图在我们的出版物和网站中屡屡出现。
我发现的最令人愤慨的事件是，2000年澳门回归之际，教育部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司和新华社所属的新华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一张宣传画，这张画用的中国地图就是西方绘制的把中印争端地区都划在中国版图之外的地图。我在孩子的学校发现了这张宣传画，并向《武汉晨报》报料此事，他们请湖北省测绘局的专家作了鉴定，然后曝光了此事，但无法追究上述教育和新闻出版部门的责任，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回了已发行到各个学校的宣传画。我在湖北一所中学的网站里也发现过这种地图，曾留言指出，也不知他们后来是否改换地图。去年我还曾发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网页使用的也是这样的中国地图，就去电话向他们指出，几天后他们把地图改了过来。
在对外交往中还有一个涉及到民族尊严的问题，也在这里说说。今年暑期之前，我给孩子办到英国去参加暑期游学的签证，这个过程至今想来仍觉得愤愤不平。签证所需要的证明和各种担保，种类繁多，审查严格，对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孩子，英国人生怕他赖在英国不回来了，象防乞丐一样戒备森严。我当时就想，英国人到中国来，我们的大使馆是不是也要求他们提供这么多、这么严格的证明和担保。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等的，既然你们如此防范中国人，我们当然应该对等行事。是否必要另当别论，外交上就讲一个对等，这是关乎国家平等和民族自尊的事情。
我们的外交部门千万不要见利忘义，为了所谓招商引资，对各色人等的老外大开方便之门，且不说老外中间也是鱼龙混杂的，即便是为了中国人出国的尊严，我们也要采取对等措施。你怎么审查我，我就怎么审查你；你要什么担保，我也要什么担保；你要我按手印，我照样要你按手印；来而不往，非礼也！西方国家常常摆出一副替中国人民争取迁徙自由、出国自由的样子，现在我们的政府允许自由出国了，西方国家却不敢接受了，相反还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人入境。看来他们只欢迎能够为他们服务的精英分子，对普通的中国人不仅不欢迎，而且还充满歧视和防范。他们要为我们争取的出国自由是到哪里去呢？中国人即使到非洲去，他们也害怕，说我们是新殖民主义；那我们就到南极、北极或者太空去吧，这让他们更不爽，也更无法苟同；看来他们对我们说的出国自由，只能等到中国重新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才会有，也就是从楚国到秦国去的自由。原来课本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虚伪，现在看来不是虚言。（tangwz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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