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五四时代的幽暗与光亮,那些热血、激情、饱含理想与民族焦虑之情的年轻面庞,早已随时间的洗涤渐行渐远。每一代人都在纪念“五四”,人们试图从“五四”中找到赋予自己时代的课题与答案,而如今,这种探寻追索的目光除在学界保有外,对“五四”的主体——青年人而言,它似乎更多是历史书上的一个符号或者标志意义上的东西,甚至,它还是一场歌咏比赛抑或事关青年休息权利的抗争。在现今价值观的冲击面前,“五四”的要义越发面目模糊。
我们为何纪念“五四”?“五四”的内核究竟在哪里?在中国社科院最近组织的一期针对高校学生的“‘五四’知识调查”中,对“五四”精神的阐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而忽视了“爱国”、“进步”、“个性解放”等“五四”其它元素。
事实上,即使在这些透着“五四”精神正确答案的调查问卷中,“五四”仍然被简单地解读,深入当年社会的肌理,“五四”不止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也不是一场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它深透进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经济意味,注定了它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也因此,在那个幽暗苦闷的年代,“五四”更似一束暗夜里的幽光,照亮了无数青年人乃至社会人苦苦挣扎求存的社会出口,这场由青年精英人群发起的运动也最终得以蔓延全国,成为全中国挽救国家危亡的重要精神标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五四”的中国很难想见有今日昌荣强大的中国。我们纪念“五四”,也因此不应是不被忘却而去纪念,重要的是今人如何继承当年的“五四”精神,特别是在当下社会价值在拜金、享乐主义的冲击下,这更是一个越来越应该被提及的话题。
翻开“五四”的页面,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他们的名字和思想曾在那个时代熠熠生辉,“五四”的包容让这些持有不同思想见解的人们,曾经碰撞出激烈的价值火花。无论是以陈独秀为首提出的“民主”、“科学”,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的思潮,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乃至周作人的“新村主义”,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当时的思想领域图景可谓众声喧哗、百家争鸣,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而所有思想路径的终点也都指向了一点,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建立一个强大新生的中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写就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曾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热血与理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是注重个人独立思考、充满社会责任感、热情与理想的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于积极碰撞探索社会出路之责任意识,乃至整个社会对不同思潮的包容心态,依旧是今日青年人需要秉承沿袭的路径,甚至他们当年的各种思想,对今人依旧有着现实的考量意义。
除了这些青年精英领域的思想救亡行动,当年整个社会也积极响应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国家行动中,无论是工商界的罢市罢工,还是整个社会的抵制日货行动,甚及实业家对学生思想骨干的经济支持,底层劳动者抗击自身卑微地位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寻求一种“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在每个个体寻求解放的过程中,实际也走向了整个社会解放的路口。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以青年社会精英为首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责任等意识,实际已悄然在社会肌理中生根发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具备。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实质正脱胎于“五四”,也因此,今人纪念“五四”,更应感念、发扬“五四”赐予我们的公民意识。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一百多年前思想家梁启超寄予青年人的重托,至今仍有让人振奋前进的力量。“五四”作为一场以青年精英为主进而席卷整个社会的解放运动,青年的责任担纲意识已经强烈地回应了梁老的呼吁。而对今日之青年而言,则应该消去“五四”过于符号化、概念化的纪念印迹,只有真正深入“五四”精神的内核,切身体悟“五四”的独立思想、社会责任与孜孜追求,则方可称之为“少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