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快乐不应被拒绝。圣诞快乐，就是过圣诞最充足的理由。
这不无道理。随着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对于年轻人来说，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为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形象和场合，可以使他们暂时摆脱世俗世界的工作危机感、职业焦虑或者即使仅仅是为了摆脱厌倦而已。简单来说，过圣诞节，不过是找个理由让自己放松一下。
当然，在不少人看来，未必就是如此简单，比如，在去年闹得轰轰烈烈的“10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这几天，媒体也纷纷报道，成都市教育局下发一纸公文，要求学校严禁学生在本月20-28日上街参加圣诞节群体聚集活动；而本埠的媒体也报道，东莞一家公司给员工下发通知，不允许在公司内过圣诞节。该公司总经理称，公司的文化氛围是信奉国学，应该提倡传统节日，不应过洋节。
从10博士到教育行政当局乃至于企业抵制圣诞节的行为，这恐怕不只是巧合。
成都市教育局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下发这一通知的，我们无法得知，有人称此举是为了学生安全着想——即便认定成都市教育局不是基于文化排外的心理，为学生安全着想也不是可以随意剥夺学生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理由——当然，对于行政权力父爱主义的张狂和荒诞，事实上我们早就已经屡见不鲜。
而以信奉国学、提倡传统节日的名义抵制圣诞节，东莞这家公司不过是拾10博士的牙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该公司总经理说了，如果员工坚持要在公司过圣诞的话，也只能尊重他们的个人自由，不会处罚他们——企业界看来还是比教育当局要“文明”一些。
事实上，正如舆论早就注意到的，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过圣诞节不过是一种“时尚”，是在商家强大的舆论宣传造势下，公众对“时尚”的热衷或者屈从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之过圣诞节，甚至可能是连基督教信徒都反感并担忧的“圣诞节”。这明显是一个过度商业化的问题，而不是“圣诞节”的问题——无孔不入的商业逻辑已经渗透到业已十分脆弱的文化体系，加上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衰落造成的道德信仰“真空”以及所谓的现代化诉求寻求民族表达，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不少儒学学者所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焦虑”，比如民间话语所称的“式微”、“边缘化”、“文化殖民地”以及官方话语所称的“和平演变”等等。
如果说，由于“圣诞节狂欢”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的话，那么，以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来给予抵制的文化发展路径就更令人警惕和担忧了。毕竟，如果我们无法摆脱对国家权力的迷信，那么我们就永远只能培养出文化上完全自卑且缺乏包容精神但很“安全”的学生；同样的道理，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学与传统的复兴也只可能永远是权力的“傀儡”。
而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往荒诞之路。 （司徒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