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怀素草书《自叙帖》局部
寻找李白
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说起，我要写一篇有关李白书法的文章，这位朋友惊奇地问：李白也善书？我答：是的。予谓不信，且读孟綮《本事诗》中的记载：“玄宗命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
还有，也请再读黄庭坚的一段跋语：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
孟綮、黄庭坚离李白生活的年代相距较近，亲见李白流传的书作当不成问题。
据宋《宣和书谱》记载，宋廷内府收藏的李白书作计有行书《太华峰》、《乘兴帖》二种，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三种。当然，还有在民间流传的，“贵为箧笥之珍”而藏在箱底的，因为李白的许多诗作，本来就是写给普通百姓的，那是他为他们热情款待他的盛意的一种酬谢。
然而，岁月改变了历史的原来模样。随着李白的诗作的口头传播与刊行，李白的诗流传下来了，而它的原件因战乱、火灾、水淹、虫蠹，还有其它难以预料的因素，却不断地散失、消亡。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的一件李白真迹，即是《上阳台》墨迹。这件墨迹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据说还是毛泽东的功劳。此帖在宋宣和年末进入内府，后流落民间，元代先后为彦清、欧阳玄等人收藏，明代为大收藏家项子京所有，清朝又入宫苑，清亡时，这件墨迹又散落民间，曾为一郭姓所得。解放后，一位收藏者，把它献给毛主席。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把此帖转给故宫博物馆保管。由是，这件稀世之珍才得以“诗意地安居”。好在，文不长，我抄录如下：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我曾在《酒神的舞蹈》一文中述及，张旭之书开了唐朝宏逸博大、雄浑开阔书风的先声，质之李白书，同样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时代书风的强烈震撼的。张旭比李白大二十一岁，李白走进长安时，张旭“草圣”的地位早已确立，他的草书风格，不可能不影响李白，加之他们又同是诗人，同为“饮中八仙”。我以为《上阳台》之作是受到张旭的影响，而又不愿重复张旭面目的天性释放和另一种创造，所谓“太白得无法之法”(元郑杓《衍极》)，可谓至评，我以为。
上阳台建在唐宫中，李白有可能登临并写下这帧墨迹，当在李白应玄宗之召，任翰林供奉之时。
远望颜真卿
颜氏入仕之初，唐玄宗已经建立了他“开元盛世”的不朽功业。这个被唐代诗人歌颂着也被批评着的皇帝，此时已经大权旁落而终日沉湎于女色与享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杨国忠极尽排斥异己之能事，以精择能吏为幌子，将颜真卿逐出中央政府，接任二千五百里之外的平原郡太守。不到三年，他把平原郡治理得顺顺遂遂。平原郡当时在安禄山的管辖区内，安禄山蓄谋异志割据一方，他不明白眼皮底下的颜真卿为何等人物，便派人去巡察。落落大方的颜真卿不仅亲至境外迎候，又与他们一起狎游东方朔神庙，然后禁不住磨墨挥毫，攘臂大书《东方先生画赞》，颜氏善书，早已名闻天下，其书绵里裹铁，端庄雄伟，人谓“颜筋”。未待三炷香燃尽，颜氏笔下篆额、碑文正书、碑阴八分，二百余字早成龙腾虎跃，一股清雄之气扑面而来。众人齐声称妙，颜真卿却连说“惭愧！惭愧！”雅兴如是，完全是一介文人的做派，来人回去一汇报，安禄山也就放下了这块心病。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越一年，当他假传圣旨高举清君侧(入朝讨杨国忠)之大旗，起兵范阳的时候，竟然却是这个颜真卿同时举起义旗，与之对垒。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唐土，尽取河西、陇右之地。然后降泾州，入分州，掠奉天、武功，直逼京师，幸得郭子仪率兵反击，才让仓促出奔的唐代宗车驾返都。在代宗率百官开远门迎接郭子仪凯旋之师的兴道会上，尚书右仆射郭英乂讨好鱼朝恩，把其座位安排在仆射一行，礼遇高于吏部、礼部、工部尚书。鱼朝恩，一介宦官而已，然独掌禁兵，气焰万丈。“太安”头上敢不敢动土？时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颜真卿据“刑宪典章”，凛凛然提出严正的批评，既斥郭英乂之佞，复夺鱼朝恩之骄，忠义之气，横溢于文字之间，这便是著名于史的《与郭仆射书》。
同年，颜氏因直言诤谏而忤旨。为朋党元载所构谄，又一次由尚书左丞而贬为峡州别驾后再改贬为吉州司马。一个衰弱的老人刚刚在吉州安顿下来，不过两年时间又调抚州，接着从抚州调湖州，一路颠颠簸簸。“州以湖名听已凉，况兼城郭雨中望”——水阔天远的湖州似乎给了他一个崭新的世界。
一晃就是五年。其间，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书法史上的两件名作，一为大字《麻姑仙坛记》，另一为行书《刘中使帖》。
越二年，奸相元载伏诛，颜真卿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长安。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幽州、魏博、淄青、恒冀节度使等相继称王，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又变得动荡起来。唐德宗派遣李希烈率三万兵马进行讨伐。不料，一至许州，李希烈即与齐王李纳勾结在一起，联兵夺取汴州。次年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随后，又挥铁骑陷汝州，取尉氏、围郑州，威胁洛阳。视颜真卿为眼中钉的奸相卢杞乘机献计，让年过七旬的颜真卿充任淮西宣慰使前往许州宣慰李希烈，美其名曰“不劳军旅”。
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得逞了。颜真卿一行肩负重命而悄悄走出京城宫阙，途经洛阳，抵达开封，旋而被李希烈囚禁。李希烈欲降颜氏，在颜之囚处四周堆积干柴，浇之以油，燃之以火，企图胁迫颜真卿屈服。颜氏视死如归，后被缢杀。这一年，颜氏七十五岁。
颜真卿用生命写下的一个“忠”字，是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一块基石，他挺立着的一生，挥洒的是堂堂正正之气。作为他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书法，我们在他的每一件艺术品中同样可以感受这样一种风骨。
醉僧怀素
诗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怀素留给历史的大名一是醉僧二是狂草，两者之间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个和尚身怀绝艺从故乡出发，去了广州，随后又到了京华长安，以其书遍谒王公大臣，有人说这是为了邀名。有人说，那实在冤枉了他，那么，他又为了什么？
似乎应当从他的身世和经历说起。
怀素的家究竟在长沙(自叙帖说)还是在零陵(唐诗说兼藏真帖)？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了。重要的是，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早已举目无亲，也许就像陆羽一样是一个弃儿。他也许姓钱，也许不姓钱。以后攀援上钱起认他作外甥，也是在他名动京华之后。真确的情形，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我想，怀素的童年、少年一定是在贫穷和苦难中度过的。不然，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出家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不坐禅、不念佛又不守斋戒，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陆羽《怀素别传》)因为贫穷无钱买纸，他在自己的住处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硕大的芭蕉叶撑起无数把绿伞，遮了天也盖了屋，怀素管它叫“绿天庵”；在这绿色的天地里，他每天在蕉叶上练字，天长日久，芭蕉叶像被蚕啮咬过似的，只剩下光秃的蕉秆，这叫“书蕉”。然后，他又找了一个托盘，漆一块方板，专门用来练字，日积月累，随着岁月的流逝，竟连木板和托盘都写穿了，这叫“破底盘”。写坏的毛笔积了一篓又一篓，堆起来像只山包，埋于土中，那是“笔冢”。不妨设想一下，在蕉叶和木板上写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怎样一幅图景。时间在风雨中穿行，没有如堵的观众，没有拍手激赏的人，对象却是木头与蕉叶，那种沉寂与无声，孤独与无援，确实需要异乎常人的耐心与持久力。假如生命需要重新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我相信，怀素的惟一选择还是书法。后人分析，怀素毫发无遗恨的草书和他那忽断忽续，乍湿乍干的笔触正是得力于书蕉和破底盘。可以说，他是带着对书法艺术的真爱好走进深山古寺的，也是带着对书法艺术的真追求走出深山古寺的。
怀素在没有走向长安之前，书法早已远近闻名了。李白称他“少年上人”的时候，怀素还只有二十来岁，年轻而富有挑战天下的豪情。在流放途中的李白，至巫峡遇赦而放还。路过零陵，他见到了怀素的草书，眼睛为之一亮，说是“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李白以其敏锐而又内行的眼光，不仅充分肯定了怀素的草书，还对古时的“书圣”王羲之、“草圣”张芝都大胆进行了否定：“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于是，怀素带着“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的不满足心态来了，同时，也带着大诗人李白的深情期许来了。长安没有让他失望，举起森林一样的手臂欢迎他的到来，并以热烈的赞颂会应了他的绝艺。
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这样：凡是没有炒作的轰动，都是发自内心的。醉僧狂草的“轰动效应”，最本质的力量，应该说源于怀素的创新。“有人欲问此中妙”，怀素很“鬼”，避而不答。只说：“怀素自言初不知”，“醒后却书书不得”，神乎其神了。那么，我们只好自己用心体会。
由于唐代禅宗的盛行而废弃了严格的戒律，和尚也喝起了酒。“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范文澜《中国通史》)在酒神面前，人人平等，毫无拘束，生命获得大解放、大欢喜，个性得以大张扬、大自由，所以，怀素之癫，草书之狂，那也是唐风使然。
不过，他的酣醉，不同于阮籍以酒浇胸中之垒块，也不同于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而是以酒作为一种刺激创造出超乎悲欢之上的艺术杰作。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切偶像、法则、规矩，统统被踏倒推翻，狂言、癫态、大笑，一切平日无法表现的现在都表现了出来。我心即禅，书法即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