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常把“儒”“道”“释”列为三教。“释”原是从印度传来的，成为中国的佛教后，反倒在它的本土式微了。然而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真正把佛教当做一种信仰的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了事了才求菩萨。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浓厚的功利色彩，早就远离了佛教的真谛。道教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了，但它的创始人不过是假借老子之名罢了。一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道德经》未必为道士们所崇尚。倒是“儒”，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不似宗教胜似宗教了。
朝廷推崇儒家，尊孔子为圣人，尊儒学为儒教，是为了维持与巩固等级森严的皇权宗法制度；民间奉行儒家，是因为“学而优则仕”，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货于帝王家”，跻身于官僚统治集团的机会与可能。历朝历代，士子们就以此为他们人生的目的、生存的动力，以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读书人生命可抵达的最高境界，但这天下是谁的呢？不过是刘家的、李家的、赵家的、朱家的以及爱新觉罗的罢了，并非百姓的，更非公民的。说到底，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后，不过是“货于帝王家”，成为帝王的家奴，协助帝王治理百姓罢了。品质优良者，尚能念民间之疾苦；品质卑劣者，则只会搜刮民脂鱼肉百姓了。皇帝大多是不在意官贪的，贪不要紧，只要听话，会揣摩皇上的心思就行。贪得再多，不过是代皇室保管而已。连天下、江山、黎民、百姓都是皇上的，你贪官连同家产还不是皇上的么？那时候的贪官，尚不懂什么叫洗钱，更不知道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因此，历史上才有“和糰扳倒，嘉庆吃饱”一说。
“达”自然辉煌，“穷”呢？圣人早有教诲：“穷则独善其身”。这样，读书人在“达”与“穷”之间，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落差。我就没听说哪个读书人因未考取举人进士，或未能升迁或一度贬谪而自杀的。更重要的是，还有道家的老庄哲学做读书人“穷”时的精神支柱。不做官又怎样？隐居田园，寄情山水，日子可能清贫些，精神却任其逍遥。这样，在“达”与“穷”之间，他们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儒与道之间，他们左右逢源，永远可以自豪或自慰。这对他们的一生似乎就足够了。他们皓首穷经，却从未思索过经中的局限和谬误；他们在口口声声“臣遵旨”、“臣罪该万死”中，也从未质疑过皇权专制与宗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至于社会的不公、民生的艰难，他们更不会去究其根本。充其量对民间疾苦施以同情，尽其权限放点赈什么的；而决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民众的命运。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乃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前提皆是：这天下是天子的天下，皇帝一家的天下、一个人的天下。
一主一辅，两千多年来，儒与道就这样为中国的读书人，抑或说知识阶层提供着进退两不难的精神资源。上哪儿去找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呢？直至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之后，才开始有人认识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如清末的徐继畲，就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颇有认知，他赞扬华盛顿“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终于敢于言外质疑中国皇权专制的宗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了。遗憾的是，像徐继畲这样的人，不仅不为当世所容，也鲜为后世所知。一个极不合理的皇权专制的宗法制度，竟能延续两千年而不变，甚至没人敢去触动它，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与细研的。
作者：柳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