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1978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从大处着眼，把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去掉了，得到了复活。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它首先表现在“解放思想”上。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的出版高潮。有的是新著，带有全新的视野，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还有一些著作是当时撰写的，它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8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80年代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袁济喜: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放思想”首先是在思想的层面，包括精神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它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重新认识。“解放思想”当然也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产生的作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思想解放是没有禁区的。
国学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它更单纯一些。它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研究中经常有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贴标签”的问题。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有种“遗老遗少情结”因而他的学术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