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不满，就去改造它
Q：您说自己最悲观的时候是80年代以前？
A：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前那种悲观的情绪中走出来的？
A：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Q：有一点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面孔，但文革一结束就能立刻切换到另外一幅面孔去。
A：这个问题很深刻。《巴黎圣母院》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敲钟人伽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的时候，是跟他同样最底层的那些人在围观，在欢呼。看客不只在鲁迅的笔下存活，在雨果笔下的巴黎也是这样，这是共通的。这个甚至是人类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国家的公民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些国家的公民还没有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Q：文革回潮的一个现实背景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A：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Q：还有另外一种思潮，是希望中国完全西化，您对此是什么态度？
A：这里涉及我们国民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以前一个农民辛苦干一年的话，也只不过几十元，最多一百来元，他会说“我很穷，但是别人很惨”。“很穷”对“很惨”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忏悔的意识，文革之后，我们能举出的忏悔的例子，也不过那区区几个而已。相当一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我当初参与把别人打成反革命，都是对的；错的只不过是，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克服这一点的话，什么民主都不要谈了。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我们不能那么健忘
Q：为什么后来您放弃对知青题材作品的创作？
A：我并没有放弃，最近的两部电视剧都是这一题材的，一共创造了四五年的时间。一部已经拍完了，一部即将开机。这两部电视剧分别是《返城年代》和《知青》。
Q：有人说您在写作上有几个转型阶段，从早期的知青题材，到后来的都市题材，再到现在的学术思想方面。您认为自己存在这样一个转型吗？
A：刚才说的那些东西，用小说表现起来太复杂，这也是鲁迅为什么写那么多杂文的原因。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同时也有着不同的责任，不能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作家以同样的方式说同样的话。
Q：现在创作知青题材的电视剧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A：我自己本身对知青题材没有很持续的热望，但是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叠的，通过这个题材可以带出那个年代的一些状况。我们的文艺不表现这些的话，就会使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样子的。当一个人跟你说从前好，你能反驳他吗？你不但没有经历过，甚至都很少接触这方面的小说或影视作品。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Q：您依然在保持着一种愤怒，一种表达意见的冲动。
A：其实我不这样觉得。如果你们不来，我可能也不会激动。
（记者杨梅菊、黄莹莹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