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许有些无奈，身为作家的梁晓声再一次高频率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竟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一场“被笔误”风波。
8月底，因为在微博上被他人转述并转发两万多条的一句“如果十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梁晓声的烦恼便开始了。他因为站出来向媒体说明“自己的原话并非如此，我要表达的原意是：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而引来更多的猜疑和围攻——时间线的延伸还是拨后，关系到梁晓声对于当下中国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是他最为在意的：“当下的中国是充满问题的中国，但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一一解决，而80年代以前，我们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但他的澄清，也令前一条微博的传播者们甚为不满，他们认为梁晓声是因为迫于体制内身份和某种压力而急于站出来辩护。
事实上，只要看过梁晓声参加政协会议的人都会明白，他当然不是那个迫于压力便收回愤怒的人。翻看他写于1996年的那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中一章对于中国灰色社会阶层的大胆揭露和唾面直叱令人拍案，而在2009年《上窜下跳的人们》一书中，他干脆开头几篇皆谈民主。
身为作家，梁晓声对中国社会当下种种问题的介入实为罕见。在其1600万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时评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笔一直是这样写过来的。”
采访中，他点起一根烟，手因为激动而有些微微发抖。他说自己也有厌倦的时候，“看看这些人，也会问自己，值得吗？”但另一根烟燃起的时候，他又是那个坚持要跟这时代“死磕到底”的硬汉。
没有谁能对我构成压力
Q：您还愿意聊聊一句话风波吗？
A：我不上网，也没有微博，这件事还是朋友们告诉我的。当时是搜狐的一个读书会，当时我是嘉宾之一，我的原话是：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后来，传话的人改了我的原话，把“回到从前那样”改成了“还是现在这样”，这就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了。他们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我当然要认真了，因为这关乎到我对整个中国的看法。
Q：有人觉得您害怕了。
A：他们想说上层操纵，我害怕了。难道他们认为我在说谎吗？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不像我之前认为的，仅仅是一种错误或是笔误，而是有一种“被笔误”的感觉。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这段话关系到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态度：今天我们存在的问题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的十年相提并论。
Q：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压力？
A：没有任何人给我压力，也没有什么人能对我构成压力。这句话关乎到一个作家对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观念的问题，我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我的全部文字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Q：这件事情可能也凸显了您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被动的局面。
A：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了人与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些形态。这件“小事”检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他们在网上把我营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让它见鬼去吧，我不怕这个。我提过的意见，他们提过吗？我进行过的一些批评和批判，他们做了吗？但是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曾经还写过一段话，但因为觉得太过于严厉，没有发出来。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Q：您如此痛恨极左思潮，可能会被人看成极右的一份子吧？
A：我不觉得。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