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与中国的发展模式黄力之在《荣辱观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指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道德品质总体上是处在示微之中，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经济领域中的坑蒙拐骗、行业中的“以钱为本”、知识界的学术腐败等等，都使人感到文化缺失处处存在。只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如人的价值观、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认同、人对生存意义的理解等问题，才涉及到发展模式中的文化理念问题，这只能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来解决。必须先从机制上找原因。没有区分出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遏制住市场化对不该染指的领域的渗透，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作用的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人不完全是经济动物———这在最近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社会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构建的，完全市场化的社会只能是动物式的丛林社会。文学艺术要对社会保持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势张弘在《网络风云与“文化批判”》中指出：平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同样有审美的要求，并非单纯娱乐一下就能够让我们满足一切。在这个意义上，通俗文化要求的，恰恰是精英文化本该坚持的；但这并不等于文学与艺术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就无法坚持自己的追求与价值。这事实上就在要求，现代的文学与艺术在栖身现代社会的同时，要对社会保持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势。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从来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那种与世隔绝的逃遁和象牙塔里的自闭，相反它表现为，虽浴身在生活严酷的泥泞里，但不畏忌和不回避俗世的尘浊与血水的污溅，哪怕条条无形的铁链缠身，遍体伤痕和步履踉跄，也从不忘记肩头有一对高贵的翅膀，始终希翼着要为自己的向往而振翼高飞。“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孙显元在《“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一文中指出，“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突显了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基础和中心的地位，确认社会形态就是人本身。社会形态有两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这里的“社会”是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及其分配调节的领域；第二层次结构是社会的结构、制度和生活的统一，其中“生活”是社会形态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需要、提高和改善人的生活的直接领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与结构、制度、生活发生相互交错的网络关系，综合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形态整体的网络结构，成为人创造活动的历史舞台。因为缺少好翻译 中国无缘诺贝尔文学奖在将近整整1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家庭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中国文学百年缺席是因为缺少好翻译。“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好翻译，首先要具备很高的文学造诣。”他认为，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一直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他说，中国作家已进入诺贝尔评委的视野。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杨清荣在《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儒家根本的人道理念。忠恕之道分为“忠道”和“恕道”，前者是对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极认真、极虔诚的态度；后者是对人的态度，表现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宽容等品质。忠恕之道所内含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家要少些泡沫作品在“当代名家论坛”上，知名作家就“行走与文学”进行了专题讨论，呼吁作家要“走”起来，要深入生活。苏童说，行走、记录、行吟、传播，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常态的创作理念，作家就是一个拾穗者，不断地行走，在路上拣拾文学的果实。而很多作家现在是“读有用的书、走最好的捷径。”作家何开四说：“有人说，现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短篇不过一日，中篇不过一周，长篇不过一月，这种现象很可悲。只有通过行走，才能让文学脱离浮躁。”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李帆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一文中指出：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的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作者：杨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