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联合海内外一百余位历史学者共同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近来发表文章，呼吁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并提出了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并将发扬于世界的观点。本报记者林治波特地走访了这位已经83岁高龄的老学者，请申其说，以飨读者。
新著问世立见功效
问：史老，您倡议的重写中华古史一事，近来进展如何？据我所知，您的大著《台湾先住民史》出版后，在团结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愿闻其详。
答：重写中华古史是千秋大业，需要很多人为之长期奋斗，自非短时期所能完成。但也可以急事先办，出版这部《台湾先住民史》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先住民即所谓“高山族”，其族源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部落，自距今6000年前起，陆续飘海移居台湾。现在的台湾当局为了“去中国化”，却妄说他们来自南洋。为了正本清源，我和台湾学者黄大受教授合作撰写了这部前所未有的史书，从历史、文化、血缘关系、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举出他们源出大陆的铁证。
2001年5月，国家对此书颁奖。2001年秋，海南省举行“琼台两岛少数民族学术文化交流周”，我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学术报告，指出海南的黎族与台湾的先住民都是大陆百越部落的后裔。因此，大家如果去浙江余姚访问河姆渡古越人文化遗址，那是去寻根、拜祖；台湾先住民与黎族的互相访问，那是兄弟姊妹之间的探亲。那次交流活动深入民间，访问了海南腹地五指山市、保亭县等地的农村。由于天高海阔，这两个民族已经几千年没有交往了，这时大家猛然相见，双方都大吃一惊，因为彼此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是惊人的一致与相似。除了承认双方同出一源之外，实在难以作出别的解释。当时互相认同，倍感亲切，此后4年，每年都要举行琼台两岛少数民族的探亲活动，次数越来越频繁，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今年7月，我为出版此书的增订本，到海南搜集有关资料，知道了这些情况，感到莫大的安慰。过去只有“台湾原住民”的说法，未用“台湾先住民”的说法，因为“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当局“法定名词”，不能随便改动。我在书中不客气地指出，“台湾原住民”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
①这种说法不科学。小小的海岛上不可能形成原始人类，台湾在上古时代即使有人类活动，也是从大陆走过去的。（台湾过去与大陆相连，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只是万年之内的事。）也只能称为东亚大陆原住民，而不是台湾原住民。
②与历史事实不符。台湾先住民源出大陆东南地区的古越人，证据确凿。
③此说是模仿西方殖民者的说法，对台湾先住民有歧视之意。欧洲人到了非洲，可以说尼格罗人是非洲原住民；到了美洲，可以说印第安人是美洲原住民。因为西方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土著不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对台湾先住民就不能如此称呼，因为我们同是中华儿女，只不过到达台湾的时间不同，他们先去，我们后去。最合理的称呼是台湾先住民。
由于《台湾先住民史》一书出版后已收实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又想到了另一件急事。那就是：需要发出呼吁，希望有识之士能为中华文化正名，能为中华文化平反，能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因为数十年来，中华文化一再遭遇危机，现在还在危机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一切活动，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活动那一部分。
正因为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御用史官所写的史书真话太少、假话太多、废话太多，我才提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的说法，我才倡议重写中华古史。正因为史书记载不实，废话连篇，中华文化才会遭受许多不白之冤，被诬蔑、被诽谤，我才想发出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的呼声！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灵魂；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民族是它的载体。国家虽亡，民族文化长期受到重视，团结奋斗，则复国的希望仍在。犹太民族就是如此。反之，国虽未亡，民族文化却受到漠视，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也会走向消亡。这就是我的隐忧。
问：您的这种忧虑，十分深刻也十分现实。总有那么一些国人，他们抱持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屑一顾，崇洋媚外思想十分严重。怎样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您是否认为，只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华文化，让人了解历史真相，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答：正是这样，只有通过对中华文化的真实阐释和宣传呼吁，才能使人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了解它的可贵之处，
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
问：传统的说法是中华文化发源于西北，而您认为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以前曾有人提出此说，但缺乏充分论证。您重提此说，一定有充足的依据和论证，希望听到您的详细阐释。
答： 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之说，指的是历史真相；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之说，则是我自己的主张。
为什么传统的说法与历史真相不符？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也还是可以理出头绪，说个明白：
①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到古史，都以“正史”中间的第一部《史记》作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的子孙，于是就构建了中华古史的一元论——一个始祖：黄帝；一块发源地：西北的黄土高原；一条母亲河：黄河。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就是由司马迁构建起来的。这也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②司马迁出生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平生活动的地方又以西北地区为主，他虽然到过南方，但也只到过长江下游，华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无缘亲临。南方大量古文化遗址，他不仅没有见到过，没有听说过，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他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的时候确也受到汉武帝的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当然极为有限，但也好谈神仙，非常羡慕黄帝的乘龙上天，经常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他自比黄帝，《史记·封禅书》中有此记载。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汉武帝毁掉他的《史记》。如果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来，使《史记》更为丰富。
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考古技术的发达，现代人看历史，已经从雾里看花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上个世纪40年代，用碳14测定出土古物年代的技术发明，我们对各个古文化遗址的具体时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70年代，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中华文化一元论的旧说被彻底打破，我们探讨古史的思路才能真正打开。90年代，用DNA鉴定人与人（包括尸骨）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技术发明，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古代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迁徙流动的情况才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到这时候，我们要想勾勒出一幅自距今5000年到距今10000年间的中华大地历史地图即非难事。当时活动于西北的是西戎或炎黄族群，东方是东夷族群，西南是苗蛮族群，东南与琼台两岛是百越族群。司马迁所建立的古史框架，实际上是从“发展于西北”这一个阶段开始的。至于“发源于东南”那个阶段，已经被汉武帝砍掉了。别的民族的史书，一开头总有个神话传说阶段，生动有趣；我们的史书却是一开头就出现一个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没头没脑，不近情理。司马迁所建立的古史框架距今已有2000年。在这2000年中，与考古有关的科学技术相继发明，超过5000年的各古文化遗址纷纷出土，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株守司马迁所建立的框架，不敢越雷池一步，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正因为我们的古史开始于“发展于西北”的第二阶段，“发源于东南”的第一阶段史实竟然长期不为人所知，为了证实“发源于东南”之确有其事，我还可以作以下的补充：
①世界上许多事物的出现，总能找出一些规律。由西方学者所排定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遗址中的前三个：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都位于北纬30度附近，气候冷暖适中，而且都在大河之滨，距海不远，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之地；唯有我们的黄河文明发源地位于内陆腹地，北纬35度到40度的相对寒冷的地方。如果换成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则它正处于北纬30度线上，而且靠近东海。
②正因为远古时代的西北高原很难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所以在19世纪之末才闹出中国古文明西来论（《WesternOriginof the early ChineseCivilization》）的大笑话。当时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发源于西北高原，一定另有来源，就武断地说中华民族全部来自巴比伦，与本土并无渊源。经过日本学者鼓吹，传入中国，轰动一时，连章太炎也将信将疑。后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有了收获，此说也就销声匿迹。此说尽管荒唐，但是说者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发源于西北，则有一定的道理。
③上古之时，南人巢居，北人穴居，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在我们的传说中的古圣先王，有有巢氏，却没有有穴氏，这说明南方开发较早。
④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最古老的开天辟地的人物是盘古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说法。但是盘古氏并非汉族与北方诸民族的传说人物，而是南方苗、瑶等族的传说人物。先秦以及汉代古书中都查不到此人，是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纪》，才把他引入汉族的神话传说。由此可见，对于创世的神话传说（其中包含着“史影”），南方早于北方。
⑤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伦理、讲信义、勤劳务实、安土重迁——看来，我们绝对是个农业民族；从我们最早培育人工水稻（已有上万年的历史）看来，我们的农业首先兴起于南方（南人种稻、北人种粟）。
⑥谈到文化的发展，农业民族远远优于游牧民族与渔业民族。农业民族生产有定时，生活有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收获之后，就有闲暇可以从事发明创造。中华民族是个农业民族，中华文化也就是农业文化。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源出农业文化。我们认为“家有一口田”就富了，“有了一口田”就有福了，这不是农业文化是什么？远古之时，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出自南方农业民族，只可惜后人并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北方发现了许多精美贵重的器物，就误认为它们都是北方民族的发明。例如庄严巍峨的故宫三大殿，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的金碧辉煌的唐人街牌坊，都是从南方百越地区干栏式建筑发展而来的。史书上说：黄帝的正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但是从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浙江钱山漾古文化遗址已有丝织品出土。几千年来，中国出产丝绸的区域，大都在南方。南方苗蛮部落中的“蛮”字，福建省的简称“闽”字，四川省的简称“蜀”字，其中全都有“虫”；而这个“虫”字，就与养蚕有关。说起青铜器，就会使人想起商王朝。这个在安阳设有大规模铸造工厂的青铜铸造技术，总应该是商代人自己发明的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技术还是南方民族发明的，因为青铜是铜锡合金，有铜无锡就炼不出青铜来。铜矿虽然到处都有，锡矿只有南方才有——包括苏南、江西、湖南直至云南。若非南方民族有此发明，缺锡的地方怎么会炼出青铜！
⑦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这也并不是什么新说，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写了题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文章。只不过当时缺少地下出土的铁证，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而已。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要想说明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探讨中华文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诞生的？有些什么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哪些民族精神？这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一片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始出现农业，中华文明从此起步。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我们已有“一万年的文明起步”。农业不是大生产，可以单家独户，独立耕作；也可以一村一寨，互相协助。大家都能“安其居、乐其俗”，做到“小国（部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陶渊明《桃花源记》里面所说的情景，既是文人们的向往，也是远古时代我们祖先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地广人稀的远古时代，别说是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也是很少发生的。大家都能和谐共处，守望相助，于是，重伦理、讲信义、热爱和平、热爱生活、就成为中华文化中色彩最浓的一道底色。
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别的古文明发源地不同，它不是一小块河流的三角洲，不是海岛、群岛或半岛，而是拥有大片沃土的大平原，这就难免会遇到洪水的侵袭。因为治水的需要，各部落必须合作，这就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宽容精神。在与不同民族进行融合的时候，首重文化，对于血缘与宗教并不苛求，没有排他性。若与世界上各民族相比较，我们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从古以来就有南北之分。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游牧民族只能在北方活动，难以进入南方。因此，大规模的战争只可能在北方发生，不会延及南方。远古之时，文化发源与繁荣之处，只能是相对安定的南方，不会是干戈扰攘的北方。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融合之后，只听说游牧民族变文弱了，未听说农业民族变强悍了。就民族来说，两个民族融合了，在血缘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就文化来说，大家都接受了中华文化，都成了彬彬有礼的君子。中华文化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正如《国歌》所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的起而应战，是被迫的，是不得已。既已应战，就会坚持到底，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都无怨无悔。但是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时期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既已培育出来以后，其伦理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一时很难改变，我们列举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一定要向本民族的真实历史中去探求，不是随便举上几条就能算数的。
作者：人民日报记者林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