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通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全国。帝王不需要提倡什么新的观念，只需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即可。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视为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清朝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分子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探触到当下传统史学作用的衰微。
我们先要了解，清朝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乾隆四十一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能无疑很高。
清军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颐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系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现实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们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