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问道，除大学门之外，书院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对“书院”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方式曾展开热烈的研究与讨论。如今，除了文本层面的研究与探讨，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书院这一古老的、已消失了百年的教育形态，渐渐展现出它活跃的生命力。
作家张炜在山东创办了“万松浦书院”；作家陈忠实创办的“白鹿书院”扎根陕西；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地处长沙，是惟一延绵保留至今的知名书院；而在江南，由南怀瑾主讲的“太湖大学堂”，创办几年来始终吸引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受众……书院遍布各地，但多偏居于不太被注意的角落，似乎意在坚守一片静土。
伴随着书院热的升温，坊间不少学人已经尖锐地将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直接比照当下的现代教育体制，并认为现代教育体制为应对商品社会需求，“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人才方式，失落了书院的师徒授受、更重视对“人”教化养成的教育方式的精华。更有甚者表示，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创新空间的书院，将更有希望冲破现代学术的刻板桎梏，“也许在书院里能出现真正的大师”。
古时书院，多为“科举预备班”
“古代的书院，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时下的所谓书院，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洪捷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众所周知，书院这一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教育组织形式，曾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自从唐代中叶到清末，历经了千年之久办学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的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体制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师生同居于书院内，相处时间长，师生关系融洽。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或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有机会一对一地指导学生，因材施教，而非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式的教学。学习的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经典教材。
“今人提起书院，似乎带上了过于美好的想象。诚然，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确有一些闻名遐迩的书院，但历朝历代有九成以上的书院，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是名副其实的‘科举预备学校’。也就是说，在传统书院‘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下，本质却是为了应试。”陈洪捷教授对记者说，当西方列强以现代化的尖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后，人们警醒地发现，科举考试无专业知识，由此选拔出的人才根本无法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科举制度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所以，至1898年‘戊戌变法’时，书院被一律改为学堂，而早在1895年前后，各地就已陆续改书院为学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一批模仿西方的学堂开始兴办，诸如其时著名的船政学堂等，仿照西方分科制度的文、理、工科也渐渐有了雏形。“事实上，古代的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联系紧密，它在一百多年前的消失，也是时代发展使然。”
现代学科建制，古老书院不适应？
“书院课程相对简单，师生关系更融洽。”“西化教育课程烦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一如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授知识，最后拿到文凭。”……就在书院这一教育模式消失后不久，包括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开始认为废除书院的做法有些偏激，认为书院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上世纪20年代，胡适就曾专门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时至今日，当书院在全国各地又悄然兴起的时候，有学者以书院作为镜子，直指现代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有观点认为，只有通过书院“不断地讲下去，才能出现大师”。
“书院的教育形式，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但无法适应现代学科建制；如果一味地以书院式的教育模式代替现代教育体制、代替中小学教育，一则不现实，二则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疑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表示，以书院作为现代教育形式的补充，以达到修身养性、陶冶心灵的目的，作为青少年培养国学修养的辅助形式未尝不可，但在全球化的剧烈竞争下，仍试图以书院模式培养大师，将非常困难。
“现代学术研究，不可能通过传统的读经形式来实现，而讲求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做研究。即使是古典文化的研究，也涉及到专业领域，研究的进展可谓更加专门化。”就像对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研究，现在已分散于各种现代学科体系中，比如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典文学、古汉语研究等。“现代学术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而希冀产生一流的学者，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谙学科前沿，不通学科历史，在国际化的环境下，仅靠诵读过去的那些经典注释，即可立足吗？”张颐武教授分析道，即使像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大学者，幼时固然受到传统经典的耳濡目染，但其后如果没有留洋英国与德国，没有接受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又如何以学贯中西的视野与处理方式，来反观传统文化呢？
书院复兴，意在拾回“文化自信”？
“书院的复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有专家学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时，主体意识的强调也开始变得刻不容缓，“而主体意识又恰恰只能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去寻找。”而在张颐武教授看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认同抽象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抛弃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历经百年之后，当国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之后，人们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而不再是曾经一味地“反传统”。“但是，当下兴起于各地的书院，又保留、沿袭了多少传统书院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和管理制度呢？”陈洪捷教授说。
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由著名学者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可谓坊间极有名气的书院。但现在，新亚书院之下，几乎全套使用的都是现代西式教育体系的授课方式。同为东亚近邻的日本、韩国，在对书院的保留方面要比我国做得更好。但据专家分析，即便如此，那里也未真正完整保留中国古代书院的各种形式……与此同时，时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各种书院，讲授形式、授课模式不一，有些即使连营建者本身，心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也许只是挂了一个‘书院’的名字，但与真正的书院精神相去甚远。更多由书院而起的，对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制度的针砭，可能也只是借‘书院’之名，借古喻今的一种形式罢了。”
“可以说，只要有制度，就会有造假。”张颐武教授并不讳言现代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但他仍将其称为“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陈洪捷教授也指出，切不要把美化了的想象作为历史误导大众，“就像很多人对传统书院自由辩论、讲学的氛围津津乐道，殊不知‘学术自由’的概念均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历朝历代的书院又有多少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讲学的空间呢？”
“这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且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还愿意花费精力与时间，来到书院以‘回炉闻道’，这确实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在重视向学生传授技术性、工具性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教给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不少教育专家认为，传统书院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对学生个体的关怀、良好师生关系的培育等理念，确实是现代教育体制中应该借鉴与吸收的。一如当下，在不少知名高等学府中推行的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即反映出了这一趋势。“诸如，理工科学子阅读人文类经典，文科学子了解更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于培育年轻学子自我体验、自我认同，成为拥有健全人格的现代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