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夫：现在因为戏曲不景气，无论是剧团还是戏曲学校在招生上都很困难，是否还能出现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
尚长荣：我也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只是在对前辈顶礼膜拜学习的同时，在演戏中敢于将前辈的技巧运用到新编的戏中。我对我的演艺经历回顾后感到做一个优秀的演员需要这样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要懂得活用技法，就是我前面谈到的“死学活用”的问题。第二就是要有主观能动性。要在戏曲舞台上塑造好一个人物，光凭演员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导演的指导。所以，演员要想在演艺上有所突破就要主动和导演沟通、交流。在排《曹操与杨修》时，马科导演对所有演职员说：“尚长荣的脸皮最厚，他老是伸长脖子，等着让导演给他抠戏。”这一句玩笑话说出了实情。我渴望导演的点拨、需要导演的提醒，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演员不能完全依赖导演，光等导演来给自己“喂饭”。京剧是一门以演员为中心的综合艺术，作为戏曲演员必须发挥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创作中来。第三，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文化，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至关重要。演员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以便准确把握剧作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将自己的技法、艺术为体验人物、塑造人物服务。文化的来源是勤勉的学习、点滴的积累。有一句话说得好——演戏演到最后是演文化，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许多前辈艺术家的知识、学问都很宽、很杂，因此他们的演出就显得生动、丰富，这是极有道理的。大量的经典作品，蕴涵着取之不尽的良好素材，如果平时多阅读、多发现，经常会收到令人惊喜的效果。戏谚所谓“发于内而形于外”，这个“内”就包括了演员自身各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为了演好曹操，我找来了他的文集，细看他的名作《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以及他所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政令，努力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为排《贞观盛世》，我阅读了许多唐代史料并在隆冬季节从上海赶到陕西，去咸阳拜谒唐太宗昭陵和魏征墓。排演《廉吏于成龙》时，我特意前往于成龙的故乡山西方山县采风，在于成龙苦读的窑洞前，我见到了于成龙的后人。第四，情感。有句话说得很好——人生和人性之路，决定着艺术家的艺术前途。我常以“做平常人、演不平常戏”自律，这里的“演不平常戏”就是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用自己的性格去寻找人物的性格、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去揣摩人物的思想情感，并将其在舞台上外化出来。
戏曲推广“精”字当头
面对当前的形势，在“精雅”、“精致”这个“精”字上做文章仍然是各个剧团的首要任务。
朱恒夫：过去京剧和广大劳动阶层结合在一起。那时候劳动人民都去看戏，于是戏曲成了大众的艺术、草根的艺术。今天的观众却不然，除了专业人士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外，真正的工人、农民很少去看戏，普通的市民也远离了戏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像您的“三部曲”、罗怀臻的《金龙与蜉蝣》、魏明伦的《潘金莲》等戏，我在民间调查的时候发现，民间的戏班很少演这样的剧目。其原因不是版权的问题，而是底层观众不认同。戏曲是大众的艺术，脱离了大众，那么生存自然成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尚长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动人民、普通群众都是去剧场看戏的。北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天起码有10台京剧可以供选择，不过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视的，收音机也是非常时髦的东西。现在电视已经普及，面对电视传播的多样化，剧场必然会受到挑战，观众必然会分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前面谈到了走“经典化”的道路，面对当前的形势，在“精雅”、“精致”这个“精”字上做文章仍然是各个剧团的首要任务。只有院团有自己的精彩剧目，那么才能保证票房。如果我们一味地迎合市场，创作一批粗制滥造的东西。那么回到剧场的观众就会感到失望，我们也就失去了将观众重新抓住的机会。所以，剧团应当考虑打造精彩剧目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迎合市场的问题。
朱恒夫：您认为票价和剧目的内容与戏曲成为小众艺术，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尚长荣：现在普及场的票价并不高。昆曲演日场戏，就很便宜。日场就是照顾远道的观众，现在剧团也都在想方设法惠民。
朱恒夫：您是当代梨园的领袖，从领导的责任上来说，您对戏曲振兴大业也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吧？
尚长荣：戏曲界又号称梨园，我是梨园的一号龙套。这个龙套非常难跑，责任非常大。我希望当好这个龙套。现在应该说戏曲队伍的大环境是比较和谐务实的，讴歌时代、讴歌中华盛世，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几年戏曲界做的努力，除了继续做好评奖、办戏剧节等工作外，我们还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国戏曲的对外交流。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但是我觉得有挑战，所以我对前景是信心十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