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在两弹研制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仅对新闻界和朋友保密，对家人也同样保密。他经常穿行奔走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进行勘测，一去就是几个月。蒋英回忆起钱学森那一段生活时曾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一去又是几个月，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质问钱学森到底去哪儿了，三个多月连一封信也没有？其实此刻的钱学森刚刚走下导弹发动机的试验台。
早在1965年，钱学森就曾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那时已经54岁的钱学森对工作充满热情，完全不像一个年过半百之人。中央领导很快就通过了他的提议，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机构，并任命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
1967年10月，钱学森主持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方案的修改论证会，暂定方案得到了两百多位参会科学家的认可。就在这时，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题出了问题。
作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长征一号”，在第二级火箭燃烧剂燃烧完之后至第三级火箭点燃之前，有200多秒的滑行飞行段。就在这200多秒的期间内，需要进行姿态控制，消除空气干扰，以便为第三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建立条件。可是，在地面实验中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滑行段火箭的晃动幅度有几十米之大，这势必影响第三级火箭点火进入预定轨道。
涂元季: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那这肯定不能发射，这么厉害振动这么厉害。
在试验现场，专家们苦苦思索，仍然找不到克服晃动的办法。闻讯赶到的钱学森仔细观察了试验过程，组织参加试验的专家们分析讨论。他认真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任何细小环节都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专家大吃一惊的结论。
涂元季:他说我认为应该能够发射，因为这个点火以后很快一入轨就处于失重状态了，这种振动现象应该就没有了，可是人家别人还不大敢那个，这钱老他说这个振动我在美国研究过这种问题，是他的论文专门研究过这个有这种论文，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钱学森精辟的分析化解了大家心中的疑虑，在场的专家们茅塞顿开。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钱学森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
涂元季:钱学森的作用可是没有任何人替代的。
孙家栋:一般来讲在学术问题上，我们确实非常尊重他，跟他争论得很少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大家公认他的，是这样情况，确实有点这个，他说的事情大家都非常佩服。
发射前的一晚，钱学森彻夜未眠。从1958年他第一次提出研制人造卫星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2年。
王永志:在戈壁滩上见到钱学森，一阵冷风呛得他说不出话来。
在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组织协调，到发射试验，从“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氢氧发动机等等，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
曾子墨: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取得成功后，作为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去看望已经88岁高龄的钱老，并送给他一个飞船模型。钱学森听到载人航天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非常高兴。他把这个飞船模型放在了床的正对面--一个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现在钱学森每天坚持浏览很多报纸，但是他从来不看电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蒋英的陪伴下，翻一翻过去的相片，一起回忆共同经历的日子。这位曾经叱咤国际的风云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亲情在他眼中变得越发弥足珍贵。
钱学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堂妹，比钱学森小22岁，从小就被长辈训导要以堂兄为榜样，1989年进入钱学森的学术研究班，几年后的一天，钱学敏提笔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钱学敏除了与钱学森讨论科学话题外，还提起了小的时候，父亲教自己演唱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的片段，让钱学敏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个工作中不苟言笑的堂兄回了一封这样的信。
钱学敏:他说那个《城南旧事》里边就是唱的这个歌，我小时候也会唱这个歌，因为我的父母和他都是在师大附中，师大附小前后同学的，他们会的歌都差不多，他也没太多说，可能是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些人，这些亲戚，这些亲友，这些老同学，这些老师，虽然现在情况好了，但是他们都不在了，所以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歌有时候会使你想到从前，想到亲人，是会流眼泪的，所以他这个也看出他的情感是很深的，对这些亲人的情感很深的。
也正是这封充满钱学森个人情感的信让钱学敏对堂兄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以后，每当自己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她都习惯给钱学森写信，在妹妹心中，哥哥的形象也从过去的严板苛刻变得和蔼亲切。
钱学敏:我心里就想，你真是一个好老头，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他平时对我挺严肃的，真是一个严师，特别严厉的老师，我也跟他，不苟言笑，我们两个相见无杂言，可是这一次他流露他这个情感，我就觉得他更可亲，可爱。每次写信我就写敬爱的钱老。
这张照片是1997年钱学森住院时拍摄的。一直以来，钱学森因为工作的原因，从未有时间好好陪伴蒋英，也就是在这次探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敏第一次感受到了堂兄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
钱学敏:你知道钱老的耳朵是，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的，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我跟他谈话，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会说，蒋音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音来了呢，原来蒋音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里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蒋音把外套一脱，把袖子一挽，然后就给他揉肚子，他们两个人就开始给他揉肚子，要正着揉360圈，倒着揉360圈，还有大圈，小圈，它有规律的呢，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笑着，两个人就这么贴得很近，两个人笑脸盈盈的都互相看着，然后一块数，一圈，两圈，三圈，这么数。
2005年7月29日，总理温家宝看望住院的钱学森。他说:“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您还记得吧？那一天是7月3日。”他们回忆了曾经共事的日子。在说到中国教育现状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听到这里，温家宝握住了钱学森的手。一生与科学相伴的钱学森，在年迈卧床的时候依然惦记着国家教育与人才的培养。
曾子墨:桂生高岭，云露方得衔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淤其叶。桂树的高洁和莲花的纯净其实并不因为它们的天性卓然于世，更由于站得高所以微物不能累，浊类不能沾。桂树更显现出可贵的本贞，莲花也更散发出洁美的芳香。钱学森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他的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于伟大时代的潮头，他的杰出成就万众仰慕，他的中国之心世间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