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没有彻底破坏传统文化
新京报：现在，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说，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开始于“五四运动”的时候，关于这一点，你是怎么理解的？
资中筠：五四的口号，也不全都是说要打孔家店，胡适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孔家店代表什么呢，代表那时候非常顽固的那种礼教，束缚人思想的桎梏。其中，在现实里头很重要的一点是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即巴金《家春秋》里面的那些东西。巴金写了一个冯老太爷什么坏事都干，但是他是孔教会的会长，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假道学很猖獗。然后，拿这个东西，将孔子作为一个工具，反对一切维新。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80年代启蒙，完全比不上五四那个时候的启蒙。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
资中筠：80年代有一点是非常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反对两个凡是，这下子就打破了精神封锁。但是，那个时候的束缚还是很多的，走一步看一看，然后再走一步再看看……曲折非常之多。
新京报：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你怎么看这种怀旧心态？
资中筠：要是真的从我们全社会的思想的活跃程度来讲，现在远远已经超过当时，从我收到这么多杂志里面看，现在实际上从全社会的活跃的程度和打破迷信的程度是超过80年代的。
我发现，有些媒体，热衷于搞一些风花雪月，一些完全跟现实没关系的东西，我觉得很可惜。这些媒体现在很赚钱。但我觉得，对于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孟子那三句话还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资中筠：要真正做到很困难，但是它的确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有的蒙昧是源于利害关系
新京报：你是研究美国的学者，你受到的教育也好，接触到的人也好，启蒙对于你来说容易一些。但是，有些知识分子的观念和你格格不入，我相信和他自己接触到的人与环境，还有知识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蒙昧是由于你没想到，是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你不用脑子想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权势钳制你，（另一种）我觉得中国的成语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有一句话叫利令智昏，就是你在利益所在的时候，就不见得用脑子去想了。或许，你以此作为一种主张，以安身立命，更加容易站在启蒙的对立面。
新京报：很多以前看来高高在上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颂圣文化”在当下还有体现吗？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的“颂圣”少多了。现在有两种另外的替代的东西，一个是实际利益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形而下想得比较多，形而上想得比较少。从前我们在学校里头，很少想将来出去要有一个房子之类的这种事情，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讨论务虚的问题，要么风花雪月，要么是哪本书怎么样，关心时事的就讨论救国之道。有的同学家庭也很贫寒，但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想怎么赚钱，出去以后我的工资是多少。除此之外，我觉得“颂圣文化”中其他的东西几乎没有很多号召力。
【书摘】
对研究的意义就不宜作“立竿见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所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用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这应当不算陈义过高。
——《坐观天下》“美国研究之我见”
有一天，胡主席说要邀请中国朋友到住处做客，本来随行人员是不在邀请之列的，不过他忽然看看我说：这个女孩子也一起来吧。于是我就有了到胡主席家做客的殊荣。那“家”是在总督府大院的后面，中间经过一片绿树掩映的小桥流水，池边有一块地方垒起几方石头。那是钓鱼的地方，胡主席请客人在这里钓鱼，说这是“胡公钓鱼台”。在这里流连片刻后，来到一座架在空中的小楼，样式与傣族的吊脚竹楼差不多，不过我不记得是竹制的还是木制的。由几根柱子搭起，柱子之间八面通风，放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大约是非正式的议事之处。沿简单的楼梯拾级而上，四面是带栏杆的回廊，中间只有两间房间，大家脱鞋进去，地板光洁，一尘不染。卧室只有一张带蚊帐的床，一书桌、一椅；另一间算起坐间，我的印象中根本没有家具，大家席地而坐，欢谈甚洽（当然我是不敢插嘴的）。胡志明提起与叶帅当年一起战斗之事，说你是我的老上级，叶帅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他还用广东话说：“我们说广东话，他们听不懂。”其实就是李富春听不懂，廖承志也是广东人。临告别时，叶帅开玩笑说：“胡主席啊，这个地方真好，可惜还缺一个人。”胡主席会意，笑着说：“我在等文成公主呢！”
——《不尽之思》“在胡志明家做客”
1956年我奉调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工作。那是一个“谁家窗口不飘乐，何处楼内无琴声”的城市，连沿街卖艺要小钱的都够专业水平。我的领导是李一氓同志，他是一派风流才子作风，与我遇到的“老干部”完全不同，绝不会做那种批判“封、资”（那时还没有“修”）文化艺术的煞风景的事。他自己还收集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在那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下，音乐对于我无形中合法化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欣赏、追求了。不久一氓同志奉调回国。由于局势出现一些变化，新领导拖了一段时期没有来，工作相当清闲。此时我偶然发现维也纳的旧琴行中有钢琴出租，租金低得出奇，就租了一架，于是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每天弹琴的日子，好不快活！在此期间，我还买了许多乐谱，都是过去想望已久的。我在中学学琴时，乐谱不大好买，倒不如解放后影印的那么方便。我学的许多乐谱都是老师借给我的，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特别需要保留的就自己抄，所以我学会了抄谱子。有少数是托人在国外买的。现在到了维也纳的书店中，琳琅满目，如入宝库，那些熟悉的人名、曲名、集名和版本赫然在目，令我兴奋不已。尽阮囊所能，陆陆续续买了不少。这是我生平采集到的最多最好的乐谱。不过到“文革”时，它们的归宿也和纪念册一样灰飞烟灭！
——《闲情记美》“钢琴与政治”
本报记者 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