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中国化，还是西方化？当惊人的GDP，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朝“现代”的方向迅速“化”下去的时候，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百年诘问，换了一种语调，在我们的耳畔再度响起。我们反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也不赞成“西方式的现代化”，我们主张将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分开，兼收并蓄地行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2000年以来，现代化是中国化还是西方化的争论，裹挟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中，不露声色，又不容分说地逼近了我们的生活。京城读经运动中的琅琅童音中，一幅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画卷缓缓拉开：黄帝陵由民间私祭到国家公祭的转变，孔子学院由中国而海外的繁衍，儒学由儒教而国教的建言——画卷的另一面，西方化的制度正在快速地浸染我们的生活。就在“新儒家”蒋庆赴凤凰卫视兜售“政治儒学”的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被假账困扰的中国，行将采用“国际算盘”，接轨西方会计制度。如果说会计制度西方化还不够典型，那么，瞧瞧我们的证券法、公司法、保险法吧，透露出的岂止是西方化的趋势？现代化路径的争论是个“老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翻阅图书馆发黄的报刊，就可以从《申报月刊》等发黄的报章中，从梁淑敏、冯友兰、梁实秋、胡适等人的文字间，看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学、中学、“体”、“用”、“德先生”、“赛先生”这些名词概念之间，争吵得斯文扫地。80年代，一曲《河殇》，再度挑起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表征西方化的“蓝色文明”，和象征中国化的“黄河文明”再度对垒。激扬的文字，曾引起“江山”是否变色的恐慌，并带来恐慌之后长长的寂静。我们不赞成“中国化”，也反对“西方化”。我们的观点并不新奇。在现代化路径的百年之争中，除了两波非此即彼的极端言论外，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多数时候的观点是折中的。他们认识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不一定要排斥西方文化，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也绝非水火不容。事实上，“西方化”的鼓吹者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压倒性的胜利，儒家文化也没有成为“中国化”倡导者的救命稻草，没有哪种文化可以骄傲地对其他文化说，“彼可取而代之”，鲁迅生前断言“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预言没成为现实，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宣称的可以让世界走出黑暗的中国文化，也没有在全球化中复兴。但我们仍然期待当政者携带中国文化传统，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可以选择西化，也可以选择中国化，但是，一个国家是不能依据个人偏好去选择的。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世界还没有走向大同，民族文化复兴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合理性，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摇旗呐喊，就有了为中华民族提供文化方向和生活原则的合法性。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必须具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是你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也是个体投奔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为什么学好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却格格不入？为什么西方式的管理在中国屡屡碰壁，让贩卖犬儒主义的“中国式管理”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你没有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熏陶，你就缺乏中国场域中的兼容性。你可以指责我们的文化杀人可以谩骂我们文化的劣根性，可你无法抗拒，因为它顽强地活在我们逃避不了的真实世界中。我们愿意将文化传统带入现代化，却不愿意将文化传统和政治文明混为一谈。正如政治学学者俞可平10年前所说，我们反对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们，争论现代化路径时秉持的“文化决定论”。文化传统不是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惟一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我们必须考虑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两股力量的存在。在经济自由化的今天，差不多西方化了的经济制度已经自觉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政治文明这股力量。我们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上，远离人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观。相信“君子和而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可以全面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的理性社会，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们，也不可能说出社会和谐必须立足于法治社会，约束政府权力，以公法为脊梁的道理。所以，我们教小学生读经的时候，勿忘以公民教育，平添他们的现代思维。我们相信，亲近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不会断送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自然不能忽略数千年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90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谷德诺，替中国草拟了一份宪法法案，语重心长地对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国民众说，共和与帝制，半斤八两，各有所适，很难说共和就比君主立宪好，比如说，帝制的英国就不比共和的墨西哥差。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当依国情而定。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后感慨，法国在共和道路上大起大落，不能一蹴而就，在于他们缺乏独立自由的乡镇精神。那是美国民主的源头，不是我们的。虽然我们内心焦虑，渴望在民主的空气中自由呼吸，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脱离脚下的大地，扯起自己的头发往天上拽。可是，“中国特殊论”不能成为拒绝进步的挡箭牌。主张“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们，喜欢从文化传统出发，宣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我们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但我们厌烦文化特殊性的唠叨，世界上所有在文化上堪以独立存在的民族的文化，都有特殊性。特殊性不能成为保守的遁词。我们要尊重视野之内的一般规律，就不能轻视现代化道路中的全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就像我们在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我们在辩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时候，理应将它们比喻成须臾不可离开的两只手，且任何一只都不能偏废。作者：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