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民族精神与灵魂
解放周末：在《天行者》扉页上，您写道：“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怎样的人是您心目中的“民间英雄”？
刘醒龙：小说中，我写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一次比一次疼痛。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出大爱和大善，在最卑微时展现出生命的伟大意义。
现在社会进步发展很快，人们往往只关注少数几个人，功绩都记在少数人的名下。其实，像民办教师这样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很多。前几天我从电台里听到，你们上海有一群城市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时，就走上大街小巷，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通过一根简单的金属棒去聆听地下深处的自来水管是否漏水。社会生活中，有太多其他类型的乡村“民办教师”和城市“听漏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微不足道，所作出的贡献也无法表述，无从计量，但这些人却是社会进步中真正的人民英雄。
解放日报：茅盾文学奖颁奖词高度评价《天行者》： “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这是否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淋漓尽致地书写民间英雄、强有力地展现民族精神和人性力量，是文学作品震撼人心的最主要原因？
刘醒龙：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与灵魂。我始终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定是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延续下来的。但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中，这种表现非常不够。我们对自己的发现和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确确实实写出了美国精神。而一说到中国精神，我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阿Q。对这种负面的国民性，当然需要反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绝不能把阿Q作为中国的国民形象，不能自己把自己妖魔化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做的事情很多都让人感动，足以体现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的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文学或许该反思：我们是否展现了这种精神？我们是否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