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拟投入300亿将‘孔孟之乡’济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第一财经日报》3月3日）。报道中说，山东省方面认为，“要使标志城规划建设的过程成为全民参与讨论的过程”。问题是，从“标志城”从酝酿到去年底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的7年时间里，除了专家学者、各种机构自顾自的论证捣鼓之外，何曾见过这个规划设想贴地运行，“广泛地”征求咨询聆听民众意见？如果不是媒体报道，恐怕这个“全民”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所谓的“标志城”为何物吧？如此不透明的立项过程，民众又怎能对其“建成一个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寄寓信心？
即使是经过那些专家学者的微言大义，“标志城”的主旨仍然使人云山雾罩。此处不妨列举一二：“在这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管谁来了，都会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精神核心，当他看到外界事物的时候就会豁然开朗”；“使天下大同的理想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而且顺应历史潮流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些阐释倒不好说是儋妄之语，却分明给人一种空洞而故弄玄虚的感觉。依据这样的阐释建设出来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恐怕“文化玄学大杂烩”的称呼更加名副其实。
“标志城”的力倡者，最大的倚仗无非是2004年3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对《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所作的重要批示：有关工程建设，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我相信他们从中看出的更多是“精心实施”，所以才有“300亿不够”之说。但是我却愿意以“中央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崇高主题为视角，提醒这些力倡者——“量力而行”才是重点。
据悉，建设资金筹措方面，大政方针将是“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我搞不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了发改委的下发通知之后，是不是开始惦记国家财政的支持了？然后，拿“文化传承”的“民族大义”去忽悠海外华侨？再以“市场运作”的招牌，拿土地换投资、用“文化”绣盖头给商人们做嫁衣？
既然提到了“市场运作”，我想，在力倡者鼓吹的“文化传承、精神家园”等忽悠人的大帽子底下，肯定还有他们不肯挑明的“发展旅游资源”的目的。旅游的后面，就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倒无可厚非，可是用300亿巨款堆一个“文化玄学大杂烩”，刚开始可能会红火一阵，时间长了，谁会对这玩艺感兴趣？到时候，下场可能比那些乏人问津的人造景观、缩微景观还要凄凉。
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能否通过一些现代化建筑的物化载体被具象化？我想这并非“标志城”项目争议的关键。关键是300平方公里、300亿人民币都不是小数。在工程背后更涉及城区拆迁、农村的山林土地，涉及居民利益、环境生态的保护。为了一些与文化实质无关的似是而非的原因，就要扔进去300个亿，甚至这样的预算还“不够”——假如这些变成现实，我担心从此以后，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方面，也许倒是颇会有些障碍的。
庄子曾经说过，圣人与盗跖并存；俗话也说“工程一响，黄金万两”。中国文化需要振兴，是个共识。但是，如果为了这个振兴来借机炒作，不量力而行而是大兴土木；搞大项目，没有民生意识、没有充分“公议”的决策环节，只有政府主导人为拔高的文化名目——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发了政绩财，一部分人发了建设财，而全国人民都为这种伪文化来买单。在这个意义上，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树骅建议“标志城”应打造“最好高168米”的孔子像，我的理解是这更迹近于对工程钱景“一路发”的反讽。而宁愿分两步走的标志城项目，就停留在“开展标志城范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第一步。
说到这里，我真得为建了一半迫于舆论压力而停工的郑州“祖龙”，以及遭受口诛笔伐的浙江横店准备花200亿打造的新圆明园抱屈。除了“标志城”或许更能满足力倡者好大喜功喜好象征的嗜好之外，在劳民伤财的实质上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假如这些项目也能游说一些省部级领导、资深专家学者上书倡议，再通过各种论证捣鼓出一些玄妙无比的崇高名目来，即使民众的反应再如何沸反盈天，项目的所谓正当性、必要性、可行性，也会没有问题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