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亲手给女儿画的肖像
上海最繁华的淮海中路与陕西南路交口处不远，有几幢西班牙式联排别墅，名为长乐邨。这是租界时期的建筑，七排洋房，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坡屋顶房子。1954年，丰子恺和家人搬到长乐邨39弄93号的小楼里，他为之取名为“日月楼”，在这里一直住到1975年去世。
一年前，丰子恺的后人想方设法购回日月楼的二层和三层（一楼现居民要价太高条件未谈拢），经整修复原为“丰子恺故居”对公众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也成为上海市以“民办公助”模式保护名人故居的典型案例。
丰子恺七个子女中唯一健在、今年82岁的丰一吟女士经常来到这片旧居，为参观者介绍当年父亲在这里的生活点滴。如今的日月楼也还原了她记忆中的模样。踏上木楼梯，经过亭子间上到二楼，正中一间有室内阳台的房间便是丰子恺当年的卧室。阳台呈梯形，三面有窗，头顶还有天窗，透过天窗，每天都可以看到日月轮转，“日月楼”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房间里的书桌是丰子恺用过的旧物，桌前一张旧藤椅，一盏老式吊灯从天花板垂到桌沿，桌上笔墨纸砚摆放如昨，旁边靠墙有一张窄小的单人床，晚年丰子恺就睡在这张床上……
日月楼中日月长，丰一吟陪丰子恺在这里度过21年的光阴。这一时期，她与父亲合作翻译了《猎人笔记》、《源氏物语》等外国名著，父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让她获益匪浅。
如今，丰一吟几乎接管了有关丰子恺的一切事务，每日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参加各种研讨会、纪念会，接待相关的学者，编辑丰子恺著作，撰写丰子恺回忆录，各种大小事务排满了日程表，每天还要坚持临摹丰子恺的字和画。
也许在外人看来，有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父亲，丰一吟的生活一定也是风风光光。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至今丰一吟仍和女儿、女婿、外孙一起住在卢湾区的一幢普通居民楼里，父亲一生慷慨，画作随手赠人，但最后留给女儿的只有一字一画。而丰一吟仍然坦然而快乐，她从父亲身上学会了淡泊名利，只求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她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整理完成《丰子恺回忆录》，希望在明年丰子恺诞辰110周年时正式出版，算是对父亲的缅怀和纪念。
我在逃亡途中的快乐童年
记者：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写到很多关于童年时代逃难的故事。
丰一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老小颠沛流离，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长途汽车，又是火车，苦得不得了。小孩子不怕苦难，吃得差一点也无所谓，倒是觉得游山玩水很好玩。但父亲带我们逃难，一路把头发都逃白了。本以为逃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哪想到日本人又来了，一直逃到遵义，那里比较安静，没有日本人来。
记者：成年后您又去过那些地方吗？
丰一吟：前些年杭州电视台和桐乡电视台要拍丰子恺逃难之路的电视片，我和大姐一起故地重游，沿着当年的路线又走了一遍，都不认识了。我们一家在遵义一直住到1942年年底。父亲的朋友陈之佛在重庆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写信邀请父亲去教书，父亲就带着我们去了重庆。1942年到1946年我们一直在重庆。父亲很喜欢那种赋闲的状态。他到重庆本来是应聘去教书，但没多久就辞职了。生活来源就是写文章画画。那时候我十几岁，我们住在重庆的沙坪坝，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红油水饺。
记者：您对那段日子还有什么比较深的记忆吗？
丰一吟：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大人的事，有时候不好的地方回忆起来还是蛮可爱的。在遵义我得了伤寒病，初一都没念完。到重庆后父亲送我去艺专读书，也有入学考试，但我画得不像样子，父亲和校长是朋友，就硬塞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也没有好好念，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会画。那时候父亲也不管，很自由。关良、李可染都是那个学校的教师，他们都会拉胡琴，大家就一起唱京戏，我在学校里还演京戏，关良也来我家里拉胡琴，我们自己做行头唱戏，把这五年就这样混掉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素描也不好好学。最厌烦的还是英语课，一有英语课我肯定逃学去听京戏。
记者：抗战结束后您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了？
丰一吟：抗战结束后，我们从重庆回到上海，这一路的艰苦就跟逃难时一样。最有钱的人乘飞机回上海，其次是沿长江坐船一路下来。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先往北走到宝鸡，再走陇海铁路，在南京下来后换乘火车到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路过郑州的时候人很多，坐火车不容易，那时也无所谓买票，人就直接到站台上，能挤上去就上。我们一次次把行李搬到车站，却上不去车。父亲怕行李跟别家弄混，就在行李上贴了丰子恺的名字。有一天我们在那儿等火车，一群年轻人先是看到我们行李上的名字，随后认出了父亲，他们帮助我们一家总算挤上了火车。
记者：后来有人说丰子恺想去台湾，但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
丰一吟：来上海之前父亲确实带我去过一趟台湾，但那是当时开明书店的老板邀请他去那里旅游，我们只呆了两个月。我们到台湾去蛮好玩的，去外面吃饭，父亲想要告诉他们不要放猪油，但当地讲闽南语，听不懂国语。他忽然想起来，台湾当时刚刚结束日本统治，或许都懂一些日文，父亲就和老板说日文，果然对方就明白了。随后去厦门拜访弘一法师的旧居与圆寂处，在厦门的时候听说解放了，父亲就慌了，因为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正好叶圣陶写信给他，说快解放了，你赶快回来吧，父亲就先去香港开画展，筹集了一点钱。我们就又回到上海了。
我和父亲一起翻译名著
记者：到上海您一家人就是住在现在的日月楼吗？
丰一吟：开始我们到上海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里。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附近的住房也挤满了人，空气很差，家里人几乎都得了肺病。父亲两次晕倒在地上，吃得不好。父亲是一手来一手去，没有存款。上海的中国画院请他去当领导，他再三推辞，后来“三顾茅庐”，父亲才同意了。再后来父亲顶下了长乐邨的房子。我清楚记得搬进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当时哥哥姐姐都成家了，我是因我爱人在广东湛江，所以还和父母、弟弟一起住。我住在紧挨阳台的小屋，父亲住在有阳台的那间大屋。父亲说这里看得见月，看得见日，就给它起了名字叫“日月楼”。到过年的时候日月楼就热闹得不得了。我们办自己家庭的除夕晚会，大人和孩子都各自表演节目。直到1975年父亲去世，日月楼也是父亲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
记者：在所有子女中，您和丰子恺相处最久，也合作翻译过很多书。
丰一吟：在日月楼父亲几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译、写文章，下午画画。我和父亲在日月楼合作翻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还有《中小学图书教学法》《音乐的基本知识》等很多书，父亲自己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记者：和那个时代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晚年丰子恺也经受了很多磨难。
丰一吟：我家原本住整幢房子，“文革”期间被勒令搬到楼上，楼下住进了好几户人家。父亲喜欢安静，阳台的那张小床本来是给他午睡休息一下用的，他腿都伸不直的，后来房子被别人占了，晚上睡觉就只好也睡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父亲被下放到上海的乡下劳动，我去看过他一次。草棚是露天的，泥地上面铺一层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那天正好下雪，枕头边都有雪花，很苦。父亲最后是死于肺癌，“文革”时他很苦闷，挨打啊什么都有的。当时我们对健康也没有什么知识，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前发呆。
记者：那时候他还画画吗？
丰一吟：父亲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瞒着我们偷偷在那儿画画。《护生画集》第六集一百幅画就是偷着画完的。1971年秋天，父亲亲手糊制了牛皮纸大袋子，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说要“交爱我者藏之”，分别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子胡治均、我大哥的女儿、我弟弟、我女儿各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