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近乎勇”，语出《中庸》。在儒家那里，它与“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一起，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一种阐发。
耻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二是指自身尊严受到的伤害，通俗地说，就是可耻的事情或者受到的侮辱。羞耻则是主体对自身可耻的动机、行为或受到的侮辱的体验，一般表现为自我谴责的意向和情感。它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
耻辱和光荣是成对的规定。但凡人类，大抵都有趋荣避耻之心。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人物，叫做臧蓼斋。此公用别人托他买秀才的钱给自己买了廪生。杜少卿问他这样不择手段地买个廪生做什么？他说：只有做了廪生，才可以“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很明显，这位臧先生是以当官、耍威风、欺压百姓为荣的，但在杜少卿以至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是行若狗彘，“下流无耻极矣”！
可见关键在于“知”，即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光荣，什么叫做耻辱。这就有一个判断的尺度问题。儒家的尺度是礼义，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就是要看你的动机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历史进步方向，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胡锦涛同志概括为“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囊括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涉及主体的社会实践；既继承了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又灌注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基本精神，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因而是我们辨别荣辱的科学尺度。然而，要真正做到“知耻”，仅仅了解正确的尺度还不够，还必须将这一尺度化为自身的内在要求，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律令”，一种主动追求的精神形式。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知耻与不知耻的情形大不一样。如果像臧蓼斋那样，拿耻辱当作光荣，就会继续放纵自我，朝着错误的人生方向越滑越远，成为群体的腐蚀性因素，社会进步的破坏性力量，从而招惹更大的耻辱，以至被抛到人类历史的垃圾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与此相反，主体一旦知道了自身的耻辱所在，就要唤起洗刷耻辱、捍卫尊严的勇气，激发出改造自我与社会的巨大力量，从而战胜脆弱、委琐与渺小，为自我、群体以至国家、民族赢得伟大与光荣，这就是“知耻近乎勇”的全部含义。鲁迅正是为“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而感到羞耻，所以才“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孔繁森正是因为有了“阿里的贫穷，就是我们的耻辱”的意识，所以才为藏族同胞的富裕、幸福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曾经指出：“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曾经蒙受百年耻辱、进行百年抗争的中华民族，对这一真理的感受尤为亲切、尤为深刻。
在今天，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尺度来衡量，应当说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都是明荣辱、求净化的，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道德保障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荣辱倒错的现象。这不仅见诸种种不道德行为，而且诉诸理论和舆论。例如，有的学者竟公然宣传：“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凡此种种，对培养社会主义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构成现实的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疾呼知耻，必须力倡勇往直前！
荣誉是良心的奖品。只有人人知耻，人人都唤起良心、良知与良能，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永远地告别耻辱。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是关键，制度、机制是保障。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和手段，形成良好的导向，让知耻者获得荣誉，让无耻者得到更大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