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 中新社发 李克祥 摄
于丹与孔健：这一场“孔门恩怨”
于丹：“我从来没有同意(与孔健合作)，严词抗议多次无效。”
“据于丹回忆，她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做过口头协议、书面授权和许诺”
孔健：“多年来我和于丹私交很好，书要下架，为什么她不事先和我沟通？”
于丹亲笔题在《论语力》扉页上的文字“孔健大哥，这是我们用心的所得”即为铁证
5月下半旬，一封突如其来的律师函陆续摆在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面前。
发函者是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樊晓和王玉杰，函中称，他们的被代理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有“学术超女”之称)被侵犯了民事权利，希望新华书店予以配合，将4本出版物下架。
很快，在部分新华书店里，由孔子75代孙、日本聚龙新闻社总编辑孔健所著的《于丹的天空》(江西人民出版社)开始下架了。孔健的另外三本《论语力》(新世界出版社)、《左手孔子右手庄子》(工人出版社)、《新论语》(工人出版社)也相继下架。
3天后的“六一”儿童节，孔健从日本赶赴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称4本著作并未构成侵权，倒是于丹私自让新华书店下架它的书的行为构成了侵权。
随着事态的发展扩大，两位孔学名人，3家出版社，4本著作，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被卷入了一场“孔门恩怨”。由于矛盾双方态度不一各执一词，现尚无法律部门的裁决。
一方是孔家后代，一方是孔学弟子，基于孔健和于丹多年来良好的私交关系，二人疑似“反目”的版权之争引发了业内关注。
“《于丹的天空》上架没几天，突然被撤下，很意外。”江西人民出版社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出版社希望两位当事人能妥善解决这件事，我们都是按照正规流程和授权进行出版的。”
孔子基金会学术传播部副主任孙俊峰对《法治周末》表示：于孔二人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为推广普及儒学和传统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管个人恩怨如何，学术思想的传播都不应受到影响。
“四本书的授权还牵扯到中日两国法律的区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新熙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于丹发律师函直接通知新华书店下架的行为是否妥当，要看她下一步的法律行动及结果如何，而授权是否符合日本法律，孔健则需要负相应举证责任。
两封律师函
于孔二人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两封律师函上。
5月27日，新世界出版社收到于丹委托律师发来的律师函，称孔健在《论语力》作品中，未经于丹同意，使用了于丹的名字、肖像、书信片段、视听资料，所以《论语力》的出版、印刷、销售等活动，侵犯了于丹的诸项民事权利。“郑重要求贵单位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采用合法方式防止侵权后果继续扩大。”
工人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也收到了这封内容相似的律师函，要求停止对于丹的侵权行为。
“多年来我和于丹私交很好，书要下架，为什么她不事先和我沟通？”孔健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论语力》等一系列出版物是在二人最初商量合作的出版计划中的。有几次身边甚至还有亲戚在场。而于丹亲笔题在《论语力》扉页上的文字“孔健大哥，这是我们用心的所得”即为铁证。
孔健说，于丹在签字时亲口说：“我信得过大哥，不用签字，你去办吧。”当时，日本改革新党主席荒井广幸议员，中国大使馆文化部何静等人在场，有录音为证。孔健的律师说，只要有他人在场作证，口头合同同样生效。
而《论语力》、《左手孔子右手庄子》、《新论语》使用了于丹在日本的演讲，这些内容都符合日方法律授权，《于丹的天空》封面照片为于丹亲自提供。“她让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孔健还重点强调了对于丹两次访日所花费的百万巨资：“其中就包括了对她照片和演讲内容使用的费用……仅为于丹购买与日本福田首相见面的一件衣服，就花了130万日元。”
6月2日，新闻发布会结束的第二天，孔健委托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国才向全国新华书店追发律师函，要求维持正常销售，不可将图书下架。
函中表示：
“针对于丹提出的4本书侵权问题，著作权人已于2010年6月1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律师函提出的所谓侵权事实作了仔细说明。至于于丹所称的侵权和著作权人所坚持的不构成侵权，是双方自己的意识，双方各执一词，在这种情况下，于丹委托律师发函给各大新华书店，阻拦正常销售，才是真正的侵权。”
陈国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于丹发律师函是单方的法律行为，发律师函仅起到告知作用。
受函单位完全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对书下架或继续销售，擅自下架已给孔健和出版社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而于丹的代理律师则在6月2日对媒体表示，双方既不存在口头协议，也不存在书面的授权和许诺。“据于丹回忆，她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做过口头协议、书面授权和许诺，录音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不清楚。”
对于《论语力》封面上于丹所写“这是我们共同用心的所得”一句话，于丹的代理律师表示使用没有经过于丹的允许，而且有非常严重的误导倾向。但是如何误导，律师未对媒体具体说明。
一周时间内，于丹正在各地演讲和参加活动，对此问题回复媒体的态度始终是“四本书皆未经授权”，并否认孔健曾为她斥资130万日元购衣一事。
“她那么出名的人，记性怎么如此差？全部否认。”孔健对此表示伤心，“如果未得到合理解释，我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年矛盾溯源
6月3日，孔健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虽然律师函来得突然，但与于丹过去的合作并非毫无问题。
潜在隐患可能要从多年前的一本书，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中日文对照)》说起。
2007年当孔健第一次遇到于丹，她已经因为在大众传媒上讲《论语》而闻名天下。“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元元牵线介绍我们认识，说于丹很有影响力，可以推动孔学的发展普及，我和于丹第一次认识就是奔着将来的合作去的。”孔健说。
2007年5月，2008年1月，于丹两次访日，是孔健牵线，受日本八个团体之邀，包括出版社、聚龙新闻社、幸福科学协会、幸福科学出版社、日中经济新闻社和讲谈社在内，推广儒学和论语，在日本从南到北走了一圈。“第一次在东京我们聊得非常好，计划了十本书的出版计划。书的名字都一起商量”。
这10本书中间，就有两人最初打算一起合作的《论语》(中日对照版)。“她解读中文，我翻译日文，之前设想的合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中华书局方面认为于丹不能完全代表中文版的论语水平，拒绝了孔健的提议，选择了杨伯峻作为中文部分的作者。最终署名没有于丹。“她对此很不满。”
为了核实孔健上述说法，《法治周末》记者致电中华书局当年负责该书的责任编辑:www.zgn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