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第三届（2011）在场主义散文奖在江苏苏州大学颁出。本届散文大奖空缺，作家资中筠、夏榆、冯秋子获提名奖
资中筠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著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等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业著述，撰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等随笔集，并译有《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种。
我本人一直努力远离政治
傅小平：您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一文中，曾感慨，近年周作人的名字在文坛颇为热闹，其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我们并不主张因人废文，但毕竟为人与为文很难截然分开。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关系到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人格典范。近年，周作人曾沦为汉奸的不堪史实，确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对待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持更为复杂的态度。
资中筠：关于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
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
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傅小平：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或时局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乃至钱钟书、陈寅恪等学者，一度被边缘和遗忘后重新热了起来。而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则越来越淡出。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于文化创造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要过度介入政治。
资中筠：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到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司空见惯。
傅小平：事实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有意无意与政治、时局保持距离，以至于其写作更多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空间，而无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资中筠：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
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腐败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