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
回头看去，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没有一次会议，能像它一样对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美术。“从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去找寻构图，在生活的阳光下去发现色彩”，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画家的绘画表现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反映根据地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移民、生产竞赛、公粮会议、合作社等的新题材。
白驹过隙，70年时光让中国社会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主张历久弥新。
昨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上海美术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就在不久前，他提出的“有生活的作品才是大作品”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面对记者的提问，施大畏使用频次最高的两个词是“生活”和“思考”。他说：“画家的作品源于对生活的观察，但没有思考的画作只是一个画匠对生活画面的简单‘复制’，称不上作品。”这番表述和“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他来说，从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到成长为中国画的大家，再到掌印海上画坛，并在中国画界拥有一定话语权，跟他一直坚守的“观察生活、勤于思考”的八字原则不无关系，而这也是他对年轻画家的建议。
生活是艺术之本
解：从建筑工人到颇有影响力的画家，你的成功经验是……
施：我是个幸运儿。从一个油漆工变成画家，是偶然，也是机会，被我抓住了。所以我也一直心存感恩，用手中的画笔去真诚表达我的诉求。油漆工的生活，给了我经历。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点生活，那我就画这种生活。第一幅成名作是《祖国处处是我家》，第二幅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描绘的都是建筑工人。因为自己是建筑工人出身，到如今，但凡上海有大工程时我都会去现场观看，习惯使然。东海大桥建造时，我去蹲了一天，看到那些建筑工人对用来支撑桥身的圆柱子作业时，我突然感觉，他们就是在雕一朵花。观察生活应该是“平等”的视角，那些粉刷墙头的民工也同样把他们的工作当成作品在完成。中国馆造到一半时，我也跑到最高处去看，有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
解：你的亲身经历再次证明，艺术源于生活。
施：是的。齐白石出生农民家庭，他就画算盘、农具、油灯这些东西，这些是他生活里的东西，也是他心里的东西。再说林风眠，他画花瓶，花瓶旁边还有一幅女式手套，因为他的妻子当时在异地，这种日常的思念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就表现出来，不让人觉得任何突兀，反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而引起一种生活的审美。对于艺术来说，题材无关大小，只要作品中有真实的生活，这个作品就是成立的。再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电影《失恋33天》，它们都是因为生活中的真实而打动到观众的。
以前画连环画《暴风骤雨》时，出版社有规定，拿到一个题材必须去相应的地方体验生活一个月，否则不许回来。一开始是被领导“赶”下去的，因为规章制度不敢回来，但再多住几天，反而就住出味道来，对当地的人事、物态熟稔了，就生发出感情了，画出来的东西如同心底流出来一般，真切而生动。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对丰富的体验经历，这是我们的资源。如今年轻一代，生活条件好了，知识比我们多了，但是对生活的认识比我们浅。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老是上网、看微博，希望他们从虚拟的世界里走出来多看一看身边的现实生活。我和我儿子经常交流，对于两代人如何融合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互相学习，他们向我们学习，我们也向他们学习。我们执着，他们敏锐。我们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弯路”体会，也不需要他们来重复一遍。
解：执着并且追求，这应是您这代人实现理想的秘诀吧？
施：我是老三届，66届初中毕业，去当了建筑工人。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念书很卖力，年年拿奖学金，但总觉得自己缺了高中一段，在知识架构上是不完整的。也因为觉得自己始终“缺”文化，我一直不放弃学习，学习让我对知识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始终保持了思考的习惯，这种思考影响到我后来的创作。艺术创作需要观察生活和勤于思考。杜拉斯说“不灭的欲望和疲惫的英雄梦想”。最近我在创作表现主义风格的《堂吉诃德》，这也是我来自生活的感悟。其实生活的范围很广泛，只要是有思考的生活，就是“大”生活，艺术创作没有题材大小，只有对生活挖掘的深和浅，而这就来自于思考的深浅。我们要少点无病呻吟的东西，多一点对社会的担当。画家应该像罗丹的《思想者》看齐，做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不然你只是一个画匠，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是教育者，如果没有思考的东西，拿什么去教育别人？我们这代人感谢社会，因学习而敬畏，因感恩而有担当，最后，就是自觉地把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
艺术的“价值”与“价值观”
解：当下世界物欲横流，金钱拜物教盛行，说起艺术，很多人容易把它与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使个别画家看市场风向而画画，久而久之，使得原先很生动、很有棱角的个性磨光滑了，自己不断克隆自己，失去了艺术的张力。
施：技术不是艺术，艺术不是金钱。如果不解决根本的价值观，生活也很难真正 “孵化”出好的作品。
有朋友跟我聊，艺术家应该把名利分开，“名”用来做事业，“利”用来做市场，两者如果交叉，很难做好。当然，在画坛，毕加索是名利双收的成功例子，但也就是他这么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必须在两者之中做一个倾向性的选择。赵传那首知名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中有句歌词，“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生活的压力大家自然都有，但生命的尊严显然更重要。对于艺术来说，先处理好艺术的价值观问题，再来面对艺术的价值问题。有一次在文代会上，吴贻弓说，“没有人逼着我们选择现在的事业，既然是自己选的，那么就凭良心做做好吧”。对于美术界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想想明白，解决了 “什么才是真正追求的目标”，“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1997年，我在陕北画一个老农，当时他70多岁。 2007年，我再去，他还健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没有什么天大的想法，就是平静过日。艾青的诗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些老农为土地、为我们默默奉献，艺术家又该如何回报他们？要像他们一样，淡泊无欲，无欲则刚。
解：你是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又是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人在其“位”，更难摆脱世俗的“名利”场。
施：人要有个基本责任感，对家人有责任，对你从事的艺术创作有责任，对社会的文化发展有责任。我想多一点时间创作，就要对很多事情说不。这样势必会有一些人说你不合群、清高，但如果疲于应付各种应酬，场面上的很多话也可能让自己“迷失”，我还是要求自己保持这种清醒。其实也并非难事，我是真喜欢画画，需要多思考，自然也喜欢多看点书，视野放开了，别人的误解，我也能理解。我的生活观比较简单，既然选择画画，就多留点时间给画画吧。
解：那么，您认为艺术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施：对生活中人性的关照，就是人文关怀。在香港办锦绣中华展览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画《长征》题材。我说：“这一历史事件众所周知。人为了生存可以跟极限环境挑战，这就是人性。”后来在美国办展时，我也这么介绍，美国观众很高兴。艺术的人性具有国际性。不管是何种意识形态的背景，把艺术放大就是体现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不变的观念。
艺术家创作作品，到底意义在哪里？我想，如果走出狭小的思维空间，艺术创作会获得更大的天地，但最终都要回归到对人性的思考上。 《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伟大，不仅仅是因为画家达·芬奇的技术，更因为这幅作品在当时中世纪宗教严厉控制的背景下实现了对世俗化的人的重新关注，人文主义就此产生。
我记得上海双年展有一个作品：一个鼓风机吹起了许多垃圾。这是艺术与社会的对话，也是艺术对社会的关注。它给我的启示是，我们的一些所谓高雅艺术是否也能“俗”一点，技术层面不要玄而又玄，而是让老百姓能看懂你的意思。
探寻文化发展的“核心”
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有条件去追求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追踪溯源，现在有不少人在研究海派文化，你眼里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施：我们说海派，并不是单纯的海纳百川、中西交流，它的根源其实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更广的范畴是长三角文化。南宋建都杭州，中原文化来到了人杰地灵的浙江，衍变出新的文化，又沿着运河来到了开埠城市上海，变成了本地文化。到了明朝，明代可算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这个时期，很多文艺经典在这个时期写就，当时的运河文化很发达，来自浙江、江苏的人在上海做起生意，经济发达，也让上海有了更多的文化消费力，产生海派文化。之所以这种“外滩”的码头效应没有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北京、广州、南京，也是因为上海具备了工业文明的基础，工业文明带来先进性、包容性和革命性。这样说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从1921年到1931年，上海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地，上海也出了很多领先于时代的艺术家，上海更成为梅兰芳、谭鑫培等北方戏剧大家必来的文化大码头。
解：对人性的关注上，东西方艺术是否“殊途同归”？
施：不仅如此，东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甚至可以说已经“彼此打通”，变成一脉相承。
在中国，我们说“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社会，我们讲艺术的“现实主义”；法国人讲艺术的“自然主义”，也有三个标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和我们的“现实主义”不是一回事么？但他们的表述对我有一个启发，就是更规范、更人性化。可以说，我们的“三贴近”跟世界其他优秀艺术家创作价值观是一致的，符合艺术规律。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电视纪录片《从卢浮宫到紫禁城》，片子里，创作者用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把西方的具象艺术和东方的抽象艺术作了比较：中国文化中，个体是“虚化”的，团队是“凸显”的，更表现了集体协作精神，相反在西方艺术中，普罗米修斯、奥德修斯等都是力量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台湾的一个朋友曾评价：中国画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例，画家用了数年时间完成，属于回忆式的抽象创作，而西方的油画创作正好相反，属于现场式的直接写实。
但就是这么不同的两种艺术，如今却是“殊途同归”。毕加索作品实现三维到二维的艺术实践，解决了“直面”时间的问题，加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师用不同的形式阐述了时间和空间的定义，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能理解抽象的中国艺术，后者也因此走向了世界。这是艺术的科学性，堪称一脉相承。
解：这对文化“走出去”应是利好信息。
施：但中国的笔墨传统文化要被世界认同，除了理解还不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容易盲目自信或盲目崇拜，艺术也需要不断的学习过程。30年前，东西方艺术家有信息接收量的条件差距，30年后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对方知道了齐白石，我们也知道了毕加索。大家接受的信息量一样，谁能思考得更好更早，谁就能走到更前面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现代化了，但我们对文化艺术的思想认识似乎还没准备好。今年北京两会时，碰到一个朋友，他说，国外都承认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但文化软实力需要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有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以及有魅力的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艺术家用什么来表达文化魅力？怎么样把笔墨精神用于现实生活？可以肯定地说，答案不是对传统题材的“复制”。（记者 齐铁偕 李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