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近日，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一番话在网上引来激烈争论，赞成者称“爱之深，故责之切”，反对者则认为失于偏激。
忽略具体措辞的因素，可以看到，钱老表达了对教育去价值观化的深刻忧虑，如果教育不再以塑造健康人格为己任，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递，成为制造文凭的工厂，那么，这注定会为明天留下隐患。
必须警惕无信仰、无操守、无底线的黑暗意识的弥漫，当它披着多元化的伪装，高唱道德相对主义的赞歌时，总有人要站出来，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而发声，而辩护。
然而，该如何捍卫我们的底线，如何修复正在沦陷的信仰能力，如何让年轻人明白信仰的价值……所有这些问题，正在拷问着每一个不回避、不放弃的中国人，为深入这一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作家北村。
不能仅让教育担责
记者：钱老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但说的其实是个老问题，可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呢？
北村：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是文化问题。这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传统文化遭遇了巨大冲击，但结果是抛弃，而非扬弃。我们采用了一套外来的标准来评判传统的一切，造成传承中断。不否认，“五四运动”高举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但西方的理性主义是诞生在宗教传统的背景之下，失去了这个背景，就很难对其加以考量。所以我们植入的理性主义忽略了欧陆哲学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于是，我们走向了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
以后的“大革命”时期，依然无暇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依然在用外来标准支撑国民精神，到“文革”时，对传统的破坏更是达到了高峰。上世纪80年代本有重建机会，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问题又被忽略了，甚至艺术、学术、知识分子等，也被裹挟到经济大潮中。
记者：您说上世纪90年代许多问题被忽略，依据在哪里？
北村：这有很多表征，比如上世纪90年代前，大学留校的多是最好的学生，后来一度是成绩最差的学生才留校。有些问题不能完全怪孩子，因为他们失去了坐标，书是阅读的坐标，老师是榜样的坐标，如果这些都模糊了，孩子们又能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