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与本报记者谈自己的“红楼缘”：
卖腌菜的都来听讲红楼
广州日报：《蒋勋说红楼梦》可谓再给红学热添了一把火。当初写这本书的缘由是什么呢？
蒋勋：其实我最早不是写的，是在台湾有一个课，我总共讲了四年。我原来自己搞美术，讲美术史。不管中西的艺术史，我都会举《红楼梦》很多的例子，美学上的例子。
所以他们就说蒋老师你为什么不讲一次《红楼梦》？那我就不知好歹地讲起来，一讲讲了四年。当时最早是在高雄一些朋友当中讲，从几十个人后来讲到三四百人来。然后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包括菜场里面卖腌菜的都来听，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真了不起，它让我跟很多人结了缘。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就被录下来，就是当时上课的四年的录音带，主办的小姐把它录下来，然后出了CD。那越传越广，越传越广，很多人就在听。
广州日报：大陆讲《红楼梦》的作家也很多，像刘心武老师等。您自己觉得与其他的红学研究者有什么区别呢？
蒋勋：不敢说自己在研究，因为我是从小喜欢《红楼梦》喜欢到功课一塌糊涂。所以父母禁止我读《红楼梦》，我是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的。
《红楼梦》是我自己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就像我最好的朋友。我在所有的孤独的时刻，都在跟它对话。我常常跟朋友讲，你应该有一本文学书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常常拿出来看的。所以我绝对不敢动用研究这两个字，因为它很重。我不是研究它的，我是爱上了它。
所以我讲《红楼梦》，其实只是让大家回来好好读这个小说，那考证是外衣，我们应该把外衣脱掉，而回到作者本质的东西。如果只是考证，太危险了。现在大家很想知道秦可卿是不是某一个清朝的什么王妃，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因为应该回到文本本身。
广州日报：其实《红楼梦》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青少年的禁书，但您说特别要讲给青少年听，为什么呢？
蒋勋：我下午在南开的演讲题目就是“青春与孤独意识”，一个在《红楼梦》里被忽略的主题。我觉得青春这个主题在中国的儒家文化里，其实是长久被忽略的。
青春本身有它的孤独感，有它的叛逆。我们有两根脐带，第一根脐带是一落地的时候剪断的，还有一个脐带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剪断的。因为不想跟这个爸爸妈妈有关系，希望变成一个独立的自我。我觉得儒家忽略了这一点，可是西方一直很重视这个部分。
《红楼梦》里面的人，大部分不超过十五岁。到中段的时候，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是过十五岁的整生日。宝玉十四岁、林黛玉十三岁、探春十三岁，迎春、惜春更小，惜春大概出场的时候只有八九岁而已。都是这样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发起这个青春王国的是宝玉的姐姐元春。
现在小孩子在网络上什么都知道。可是父母还在扮演一个懵懵懂懂的角色。我觉得那个青春的孤独感必须在《红楼梦》里面被解放出来。父母之爱在父权、母权底下已经变成暴力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吴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