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影视
《活着》变长篇，感谢张艺谋
马原：余华肯定是一个富豪级的作家了。
余华：也就是中农水平吧。
马原：你要求太高了吧。
余华：前两天在杭州搞了一个《活着》话剧的发布会，孟京辉导演的，我们不约而同订的同一班飞机，他是头等舱，我是经济舱。欧洲那些七十来岁的大作家，出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也依旧是经济舱。文学的地位就是这样。但在中国不一样，你要是身居要职，可能就是头等舱了。
有次有人跟我说，他参加香港的书展，请了一个大陆作家，那个作家要求来回必须是头等舱。我当时就说，这个作家肯定是涉足影视很深的，结果果然是。你就知道，影视界、包括话剧界的生活待遇，比我们要高多了。
马原：你不属于涉及影视很深的人啊？
余华：不深啊，就是《活着》改编成了电影，就这一个。
马原：谁说的，你不是动画片文学顾问（指《虹猫蓝兔七侠传》）吗？
余华：那是他们挂我的名字，没有一分钱的。张艺谋确实帮了我很多忙，但我觉得主要作用是在国外。
印象很深的是1995年，我去拜访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当时《活着》已经在法国卖了两万册了，我当时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就问那个编辑：“你们有没有可能出版我的下一本书？”他的回答是：“你的下一本书会拍成电影吗？”显然那个电影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马原：但我没借过影视的光，所以不知道这好处对我有什么。我特别喜欢《活着》这本小说，当时看完电影我给余华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么好的小说，拍糟践了。”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会这么说。
我觉得电影一定要媚俗嘛，门槛要放低，照顾大众的趣味。把趣味这一部分强化了，比较哲学化的、特别宏大的东西反而被忽视了。不过《活着》确实应该感谢张艺谋，没有电影就没有小说长篇版——他先写的是中篇。
余华：对对对，先写了7万多字，给张艺谋改的时候，他这儿要一些东西，那儿要一些东西。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丢了可惜了，就全部把它搁在书里了。
马原：那个中篇版在《收获》上发的，我看了没觉得那么好，那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劲儿非得到11万字那个篇幅才出来。增加篇幅这个事，真得感谢张艺谋。我觉得长篇版有一种拉出来的味道，就像面，慢慢抻出来了，那个味道特别棒。
创作探讨
最好的比喻一定是最简单的
马原：我对欧洲电影一直评价不高，这一点跟所有同行不一样，就像我一直也喜欢好的畅销书——比如大仲马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一直是把畅销书和小说分开的，但好的畅销书和好的小说一样。基德的小说和克里斯蒂的小说在我心里是等同的，就像人类最好的智者托尔斯泰、最好的体育明星马拉多纳、泰森、乔丹……他们在我神交的群落中是一样的，平起平坐。
余华：我还是喜欢欧洲电影的，那时我们看的都是录像带，被看了很多遍，图像都不清晰了，我当时是被他们的画面所吸引。但马原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曾经看过一个说法，说一个作家到了某种档次后喜欢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他觉得不是那么的珍贵。克林顿当总统时，请了三个他喜欢的作家到白宫吃晚饭，其中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克林顿问道：“如果只能列举一本书，你们认为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书是什么。”马尔克斯毫不犹豫地回答：“《基督山伯爵》。没有一部小说可以和这本书相提并论。”
马原：这是一本简单至极的小说，真是简单至极啊，一切都那么明确，但写得真是漂亮。我每隔三四年读一遍。
余华：然后，克林顿问他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原因太多，我只想说一点，一个文盲从监狱里出来后学会了10多种语言，其中还有4种是死去的语言，这个就不得了。”所以我认为，马尔克斯是最不会写这种书的人，他才会这么崇敬这么一本书。可能你们两个人对畅销书的感觉就是一样的。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诗，你还能背出来吗？是拜伦还是雪莱的，极其朴素的。
马原：华兹华斯的。“我在陌生人中孤独旅行/越过海洋在异乡飘零/英格兰啊/那时我才知道/我对你怀有多深的感情。”绝唱。
余华：对，记得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俩那次坐在各自对面的床上，你给我背的这一段，我当时听了非常非常感动。这才是伟大的诗。
马原：没办法，一下子就征服了你。
余华：所以最伟大的文学就是这样。最好的比喻就是最简单的比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关于一个人死亡、消逝之后的比喻，“仿佛消失在水中”，你说还有什么比消失在水中更干净的？这是文学的最高峰，不是花哨、抒情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