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于丹：爱诗不是为了语文能得高分
广州日报：您在书中引用的林语堂的话“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如何理解呢？
于丹：其实这个是林语堂在《中国人》里面说的一句话，他的原话是指诗歌已经替代了宗教对中国人的作用，宗教可以唤醒人心中的悲悯，诗歌则让人善待春天小路上的每一朵百合，让我们酷暑里面去听蝉……我们都需要内心有一种平衡的力量。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跟世界之间形成平衡的一种方法。有些人可能酷爱读书，有些人热爱音乐，有些人热爱美术，也有些人是热爱诗歌的。不管哪一种方式，只要多唤醒一点诗意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敏锐、更柔和、更包容也更悲悯。其实有人可能也会跟我讲说现在社会有很多地方令人不满意，我认为人的心灵应该非常柔软，人的意志应该非常坚强，柔软的心和坚强的意志会形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让中国人以自己的语言去触摸心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归。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讲诗歌跟此前讲中国的这些哲理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老子、庄子是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而诗歌是一种感性的，优美的唤醒，但其实这个中间一直都是有默契的。
广州日报：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作文命题是很少限制体裁，但诗歌一直被排除在之外，您对高考作文不能写诗怎么看，高考是否扼杀了学生的诗意？
于丹：我认为高考作文不许写诗这件事情，就跟用制度保底去保证大众的公平是一个思路。因为写诗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就目前而言，还不能用它去要求所有的考生。也就是说一百个学生里不见得有一两个从小受过这种诗歌的训练。
另外，我们现在高考更多的是在考查学生对社会的评价，而议论文体确实不适合写诗。写诗用到的大量是意象，意象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是人在情景交融之中诗心一念所生发出的一种灵感，你说去评价现在的食品安全能写诗吗？所以我并不认为高考不允许写诗是不提倡诗意。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很了解教育制度评估的那种标准，人是要穿越标准以后才能走到标准之外，你不能说没有进入标准就直接超越标准，所以呢对高考不允许写诗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想说，我们要把诗歌当做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考试工具。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爱诗是为了语文能得高分，其实诗是我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广州日报：前段时间那个“杜甫很忙”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于丹：其实我也有跟我的学生讨论过。对于涂鸦的这种心理，它出现会有道理，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杜甫的当年的忙碌呢？
杜甫没有做过太高的官，一辈子只不过是衷肠情热。对于这个国家的忧患没有一刻放下过。我觉得他活得实在是太潦倒，他没有李白天生的那种潇洒，没有苏东坡的逍遥，也没有陶渊明的田园，他入世如此之深，现实生活中，他真的比别的诗人都要忙，所以他的代价也很大。可是我在想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懂得杜甫的诗意与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