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爱的奉献》赈灾晚会，我辗转难眠，既为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也为晚会带给我的思考。在感动于绵阳市游仙区人武部部长郑强在地震中失去29个亲人仍坚守职责和女民警蒋敏在失去父母和2岁女儿后仍奔波在救灾第一线直至晕倒的精神的同时，我感到了一丝丝不忍之心，且想到了这个问题，即单位和媒体是否应该对此种精神大加渲染和大力表彰。
他们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大灾来临时，能做到置生死未卜的亲人或者明知亲人已逝仍坚守岗位、以救助他人为重的人，他们当得起“英雄”的称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舍小家保大家的优良传统，人们也总是把最高的荣誉授予他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是大力号召国民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提倡为集体、为国家、为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先公后私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灾区涌现出了无数如郑强、蒋敏这样公私分明的凡人英雄。擂鼓派出所的李国林就是其中一个。他没有先救就读于北川中学初三的儿子李王自国，而是组织师生先救出容易救的30来个学生，对此我极其感佩。但接下来，他仍没有着手救儿子，而是于当晚12点赶赴绵阳市公安局汇报工作去了，待凌晨3点回来，仍能听到废墟下儿子的呼救声：“爸爸，救救我！”到5点多时，儿子已停止呼吸，中午才找到遗体，对此，我持保留态度。虽然赶赴局里汇报工作也是为了公事，但人命关天，何况是自己的儿子，他应该先救儿子，然后去汇报工作。
我注意到，当天媒体是将此当作英雄事迹予以报道的，众多网友也为其义举所折服，纷纷给以赞扬。李国林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与郑强、蒋敏等人身上所表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高尚的人格令人高山仰止。在肯定他们的精神的同时，我想说的是，媒体在宣传此种精神的同时，不要刻意渲染和提倡，更不要将此作为一种道德高标拿来号召人们学习。
创立了敬畏生命理论的施韦泽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说，生命不能按照亲疏远近来区分价值大小。从生命的本源意义上而言，亲人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应在第一时间给予救援；我们不能谴责救助亲人的人，同样，我们也不能谴责放弃救助亲人而去救援别人的人，所要注意的是，媒体在介绍后者的事迹时不宜作为一种价值观点灌输给公众。因为如果将此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广泛宣传后，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到时候，大灾来临了，人人都以先救别人为荣，没去救别人而是先救亲人的人反而会感到内疚和不安，这就事与愿违了。
舍身护子的母亲是大爱，舍身救学生的老师是大爱，同样，置亲人生死于不顾而去履行职责的警察也是大爱。对后者，我们在保持足够的敬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单位的领导能体恤他们的感情，不妨在劝慰他们的同时，提醒一句：如挺不住的话先回去看看！或者干脆说：家人如有获救的可能，你赶紧回去救人，这里的工作由我们顶着。这不是个人至上，而是人性使然。对这点私心，人们应给予充分理解。顾炎武说了，“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
李大钊认为，“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
总之，在宣传置家人生死于不顾的取义行为时，我们不能偏持一端，即只美化赞扬舍小家保大家的公而忘私的精神，淡化、不屑甚至抨击全力救助亲人的人道主义行为。（文/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