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孔子文化》编辑部有幸采访黄玉顺先生，并邀我院邱文元老师一起谈学论道，收益颇多，现将访谈公诸同好。
《孔子文化》：您好，黄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孔子文化》编辑部的采访。众所周知，您在儒学研究方面著作颇丰，成就显著，建构了独特的思想体系。而您当初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近代“科玄之争”的问题，能否就此一谈？
黄先生：“科玄之争”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当时我跟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培元先生读博士。期间，方克立先生（时为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开了一门课，叫“中国近现代哲学”，我也选了这门课。课上每次都要以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有一次是“科玄论战”，方先生让我谈一谈。谈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文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以题为《“科玄之争”再评价》的论文发表在1999年第1期的《中国哲学史》上。后来蒙先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开题的事情，就建议我以“科玄之争”为论文题目，我觉得也可以，就以此去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孔子文化》：“科玄之争”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您作何评价？
黄先生：先说一下“科玄之争”的背景。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按我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持续了八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结束。科玄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科玄论战之前，知识分子一窝蜂地一边倒——西化，论战之后正式分成几个阵营、三个派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叫“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为代表，主张唯物史观；另一派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即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主将的科学派，主张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派，就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重塑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企求传统文化的发展。科玄论战有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标志着现代新儒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科玄论战所牵扯的问题确实很多，仅就人们已经着墨甚多的重大问题来说，就有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于张君劢思想体系的评价问题，等等。同时，作为“科玄论战”主角的张君劢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的身份第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张君劢的文化立场虽然是中国的，但是他的西学功底是很深的，只是现在对张君劢的研究还很薄弱。科玄论战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以来的三足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是在那时候奠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科玄论战”的重要性在于论战对以后对中国思想文化格局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逃脱这种影响；二是“科玄之争”所论争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解决。
《孔子文化》：后来您的研究领域转到儒家哲学上来，特别是您的“生活儒学”理念，自从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误解也很多。在学理上，您是在批判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生活儒学”理念的，但是一些人误解您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学，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黄：嗯，学术界对“生活儒学”的误解是很大的。很多人对我提出的“生活儒学”的理念有很多误解，误解在哪里呢？他们像误解牟宗三一样误解我。他们简单地认为牟宗三只是借助康德哲学来解释儒学，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除非你没有读过牟宗三的书。当然，牟宗三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康德的很多资源，但是他对康德也有一种超越，特别是在“智的直觉”这一问题上，这一概念是牟宗三以儒家心性论会通康德哲学而提出的命题。我的生活儒学更是如此，那是儒学与现象学之间平等对话的结果。如果儒学要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思想，就意味着必须要与当今最前沿的思想对话。比如说，在宋代，儒学的复兴是在和当时的“西学”（佛学）的对话中产生的。如果儒学不能与佛学进行对话，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同样的道理，儒学如果要在今天复兴，它必须有这种能力和今天的“西学”、今天的一种最前沿的异质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如果有人认为生活儒学不是儒学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宋明理学也不是儒学了，这是同一个道理。这是儒学与现象学进行的一种平等对话，而不是儒学与现象学的结合，就像苏格拉里所说的那样，真理在对话中呈现。很多对我的“生活儒学”理解很肤浅的人，对此误解很深，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我是一直在批判海德格尔的，这就是对话，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生活儒学不是借鉴了现象学来研究儒学，而是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平等对话来显现出真理。而且我想再一次强调：儒学之所以能在宋代复兴，是因为其达到能和佛学对话的水平；我们今天也面临这种情况，如果儒学不能和西学进行平等的对话，也就没有什么复兴了，没有达到这种思想水平，复兴只是表面的热闹、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