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复兴有待中国树立自己的眼光
被别人的思想文化殖民的现象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然而，现在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契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还在于西方文化本身一百多年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这种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根据，则是现代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根本缺陷与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绝对正当性，开始怀疑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希望还是带来毁灭。这就给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正当的理由。
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磨难后，恰好在此文明消长之际崛起，真可说是天命。此外，中国的历史，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决定中国人必然以真正的大国来期许自己的国家。但真正的大国不光取决于她的经济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她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感召力。中国的大国之命期待中国文化的重生和复兴。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契机？我们要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契机？这都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必须承认，经过近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风暴，再加上现代商业逻辑的侵蚀，中国文化的复兴面临相当不利的内外部条件。中国文化的精神，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流行的人生观念和世俗信仰是相反的，更不用说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了。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的，他天然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而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有点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这样产生的中国文化，同样是山寨的中国文化。即便是那些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的人，也因为有心无力，难以担当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目前中国文化不如人意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原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不在于我们的GDP有多高，而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它自身的感召力。西方许多人直到现在还不承认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大国，理由就是她缺乏软实力，她的文化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全球的感召力。这当然是事实，至少目前世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确没有西方文化那种普遍的感召力。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没有普适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当今人类的困境，恰好凸显出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来，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它有当代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重复已被前人说滥了的那些东西。
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在于利字当先，以义服利，即以义为利服务，义服从利。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没有正义可言。当今人类之所以陷入经济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核扩散危机、社会公平危机等等危机，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利先义后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人们利字当头，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利益来满足一己的利益。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固然说的有部分实情，但也反映了西方主流文化对现实的理解。从亨廷顿的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只是利益的争夺。按照争夺利益的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也有不少人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实的。这是极其危险的。
与文明不同，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精神。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说复兴自己的文化，首先要有自己的眼光和看法，而不是以别人的逻辑作为自己的逻辑。近代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以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和世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甚至更甚，西方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不刊之论。至于看世界就更是如此，我们基本是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所以在稍稍有了点实力之后，在某些人那里就开始有霸权的思想露头了。被别人的思想文化殖民的现象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还有一种现象表面上看似乎与此刚好相反，即言必称孔孟，主张以所谓的儒家文化来塑造现代中国，这其实与文化殖民是一体的两面，其实质也是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可以应用的“工具”，而不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些人其实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生活，只是这种影响是负面的。
在西方文化占绝对优势的近代，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人要完全拒绝西方文化。不幸的是，中国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这就使得我们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霸道逻辑，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到开除球籍和落后就要挨打，无不直接间接反映了这种逻辑。接受这种霸道逻辑有现实合理性，却有相当的副作用。首先，它使我们偏重器物和制度，而不是从文化上全面理解西方文化，以为西方文化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次，它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这种霸道逻辑。挨打的时候会觉得挨打活该；不挨打了就会想着这世界无非打人者和挨打者两种选择。这很可怕，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