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来自民间创作的诗，如潮水般漫过互联网、报章，在短信中传递，在电台电视和晚会上吟咏传唱。数以千万计的诗在同一时刻出现，感觉是那样的壮观。这一现象说明诗在生活中，生活本身有“诗意”，诗就产生了。
面对大灾大难，大悲大哀，心中的情绪、情感要流淌，思想信念要表达。于是，苦难成诗，对遇难者的哀悼、哀思化为诗篇，把全民族心中的伤痛凝于笔端，化作诗。于是，呐喊成诗，我们要团结，要坚强，民族凝聚的呼声化作祖国坚韧的形象，变为诗人们的亢吟雄唱。于是，忧思成诗，对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质意义的反思、忧患、理性、情怀、觉悟，也化作万般倾诉，叙说。《离骚》成于楚难，《胡笳十八拍》赋于流离，苦难出诗人，这已被以往的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过。
那么，可否说诗也是时代精神的标志呢？曾几何时，30年前，天安门诗抄，成为当时社会心理的反映，今天看来，它或许正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前奏。时代精神中不仅有思想、理性、逻辑，也应有心理、情感、情绪。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的文化。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并且把人的情感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朱子解说，“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间，则有光辉之意”，是谓大美。这些发乎情，表为美的东西，正是诗的内容和本质，正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群体意识情感对自身生存状态、社会关系的反映。作为这种内容和本质反映与折射的诗大概也可以算作时代精神的标志之一。从这样的联想出发，我们去把握一下汶川地震诗歌中传递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那是对逝者的惋惜，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对团结凝聚的呼唤，坚强奋斗的激励，一言以蔽之，是以人为本和集体精神。它也向人们提示、渲染着和谐、仁爱、团结、奋斗、发展的理念。
多难兴邦，诗还是一种力量。在无数自觉的捐赠中，在英雄的抢险救灾行动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诗心？而那数以千万计的诗只不过是诗心的外在表现。诗的洪流，爱的潮水，必将把中华民族推向新的高度，书写着民族大爱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