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长辈谈论中国各个不同地方的知识资源时，他提及以往在怡保念中学时，其中一位老师是从香港过来的读书人，在他们还是青葱的中学时代，就介绍他们看徐复观的《民主评论》与牟宗三的《历史与文化》。当时听了颇觉不可思议，想不到北方城镇的中学生，很早就有机会走入后来被称为“新儒家学者”的生命关怀与知识视野。
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这批学者，走出了中国以后，关心政治却鲜少论及政治，倾注一生于文化传统命脉的维系。牟宗三还曾焦虑问唐君毅说，会不会落至像王船山、朱舜水的处境，透露了在他心中不断缠绕的内在遗民意识。后来牟宗三以自己的薪水独立资付办《历史与文化》，也是出自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感。
今日的政治与文化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我们不必置喙新儒家学者的政治立场，以左右分划之。他们曾经在办杂志、著述或新亚书院各种事业上，展现了庞大的精神。外欲抗尘抵俗，内而著书立说，那一种鲜明的文化意识立场，使他们最后开展出各种不同的生命格范。牟宗三曾指出，所谓的文化意识不同于文化，它是指由夏商周的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是必须用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才可发扬。
新儒家学者留下给我们许多珍贵的著述，正是以孔孟思想为道统的系谱论述。可是今日欲理解与诠释儒家，不能太过一厢情愿，像如何理解新儒家学者所认知的儒家或孔子，必须要有一个评判准则，并且还需要有一个“现代的眼光”。
《怀念唐君毅的论文集》里收录了一篇韦政通的访谈录，碰触到这个问题。论文集编辑于七十年代末，但许多观点仍很管用。韦政通以唐君毅为例，说其虽一生信奉孔孟，视孔子为圣人，但这里头寄托的主观意愿，缺乏现代知识的认知与考验，导致后人只能以一种情感或类似宗教般虔诚的崇拜，去理解他与孔子之间的关系。这不但使孔子在现代社会失去产生知识资源的活力，把孔子圣化，实际上是把孔子给局限住了。
他认为反而是梁启超做对了。梁启超把孔子放到诸子的行列，就是一种知识的态度，不拘泥于传统的标准来看孔子。这是要让孔子能经过一个新时代的考验，一个认知的考验。
换句话说，是要以知识的角度让他接受这个时代的标准的考验。这样凡具有知识训练的人都能了解孔子，否则别人只会把它当作心理上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根本和学问没有关系。
我觉得以上的话说得太好了。今天学习孔子的情况，热浪式的趋之若鹜，很多时候缺乏一种评判的眼光。往往让我想起晚明时期的学孔子浪潮。当时在一边抵挡佛教与道教，一边又抵抗基督教之下，许多学者开始圣化孔子，希望为孔子思想增添应对现实困境的能力。当时有洞见的学者，早已发出“趋孔子而失孔子”、“尊孔子而反孔子”的批评。
可是今天我们只是要“一个复活的孔子”而已。不晓得应该让孔子来接受时代的考验，建立一个“现代的标准”。了解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寻找这个时代的“流行精神”以后，才从这个精神出发去理解孔子的思想。要不，太多情感或情绪上的因素，最后只会成为“儒家的牧师”。（文/魏月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