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我觉得这部书有的地方有遗憾，有的地方值得商榷。其一，傅斯年与顾颉刚交恶。昔日的同学兼好友分道扬镳，这是两人学生生命中的大事，岳南引用了顾颉刚致胡适的信。顾与傅在中山大学的矛盾和分歧，如能引证《顾颉刚日记》中对此的描述，更能反应顾颉刚真实的内心。然而，全套十二册《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版）不容易看到。其二，很想看看怎样写傅斯年处理“一二·一”昆明联大和云大的学潮，书中没有这一部分。其三，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中写道，身在岭南，陈寅恪、唐筼夫妇曾为去留强烈争执，唐筼去了香港，拗不过陈寅恪又返回，后来陈佩服夫人的远见，为未能抽身远走而后悔。岳南持汪荣祖的观点，轻易否定了余英时的说法，“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这让我想起赵元任的名言，说有容易说无难。
当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起轰动，告诉人们世间曾有陈寅恪。这本书虽然出在不少版本的陈寅恪、傅斯年传记之后，让人有理由相信，会引起读书人的关注和讨论，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迷局和悲剧，仍需破解，想来想去，一句话，在20世纪历史的翻云覆雨中，“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与傅斯年：
学贯东西的一代学人
1902年，陈寅恪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10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他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傅斯年1919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他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曾在安阳指导殷墟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