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缺的是“见识”
前段时间做客崔永元的节目，聊到知识分子的话题，刘震云说，“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的两个舅舅。”刘震云的两个舅舅都不识字，一个在村里赶马车，一个在村里做木匠，大舅告诉刘震云：“像你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干好一件事。”二舅告诉刘震云：“做事情要慢。”这使刘震云认为，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到今算起来刘震云在河南待了15年，在北京待了34年。所以在刘震云心里，北京也是故乡。他觉得，故乡这个概念不能太狭隘——— 必须是童年生活的地方才叫故乡，“重要的是在你待过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引起了你想重回的愿望，只有发生情感了，才能是‘故’，这个词跟场景、气味有关。老家有朋友，有感情，所以想回去，是为了回到原点，也是为了倾听。”
刘震云的作品里，不只一次呈现出老家河南或是延津的影子———《塔铺》是延津一个具体的地名，《一句顶一万句》的两章分别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河南旱灾引起的大饥荒。“河南特别是延津在我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刘震云而言，不只停留在地名上，“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河南人特别勤奋，我每天睡觉时，外婆都在纺棉花，纺车一转，麻杆就会亮一下，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只睡几个小时的觉。”
刘震云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有人说20公里，他就会马上想到他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是用这个距离来丈量世界上的距离。这种基本的长度、宽度、深度来丈量世界，一定带出这个地方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考习惯。”（崔哲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