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杨佴旻和著名诗人杨炼发起主办的“国际华文诗歌奖”日前启动，活动将面向一切用华文写成的诗歌作品，“渴望评选出遥祭祖先而无愧、环视世界而欣然的佳作”，特设一等奖奖金5万人民币，第一部诗集奖奖金1万人民币。
关于什么是华文诗歌、华文诗歌写作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的出路，凤凰网文化在发布会现场就几个问题对三位著名诗人进行了独家对话。以下是对话的文字实录：
杨炼：中国诗歌的缺陷是数量大 杰作少
凤凰网文化：华文诗歌究竟如何界定？因为传统的中国诗和后来的白话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炼：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我们比较刻意地把“文”和“语”做了一个区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一个好处当然是口语化了，但是另一方面白话文在很大程度上和古典的优雅的诗歌传统有一个断裂，因为“文”强调了写作本身的意识、强调了书写传统的传承，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和“语”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文”，也就是写作意识和写作形式的要求。华文、华夏，“华”和“中”某种意义上是并用的，也甚至是连用的--“中华”。但是这一次，因为“中”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点国家概念，“华”让这个文化因素更加强调，也就是以华夏之文创作的诗歌，这两个层次就都有了。
凤凰网文化：那您作为诗人，这么多年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杨炼：第一，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其实非常活跃，写作人数我原先保守的说法是两百万，后来朋友说你太保守了，至少一千万。其实如果你看诗歌网站、网络杂志等等非常活跃，因为我在国外跑了这么多地方，你比如说“诗生活”这种网站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即使是朦胧诗时代也没有。第二，诗这个东西要求人们有一种沉潜的心境，要求一种比较纯粹的写作态度，如果仅仅想以之谋生、谋权、谋利、谋名的话，至少不会很快奏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中国诗歌的缺陷是数量大，但是杰作少，因为人们这种沉潜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设立这个诗歌奖的一个原因。
唐晓渡：诗歌在90年代才进入了沉静的写作
凤凰网文化：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华文诗歌，作为诗歌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我想问您的是，无论是五四，还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新诗的火热和潮流似乎都是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发起和进行的，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似乎远远大于诗歌本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唐晓渡：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最早的新诗可以算作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段可能被我们的文学史宣扬和夸张了，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复原当时的历史，但是实际上据我所知差不多到朱自清编《新文学大系》这里边就包括新诗集，不过当时整个新文学其实都还很沉寂、很零落，那时候繁盛的是鸳鸯蝴蝶派、是国防文学这一类，那是当时的热点。他们当时是有感于觉得五四所造成的局面怎么一下子就落花流水就没了呢，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形式把它的意义呈现出来，所以作这个《新文学大系》。如果说运动方式的话，一开始真是，尤其新诗是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役，在这之前小说革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因为诗在旧文学、古典文学里是核心地位，所以他们觉得把白话诗立起来这个事就成了。
那么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到往后那段时间，国家不断的处在战争、内乱之中，很难用“运动”来描绘整个的状态，比如说国统区并不是以运动的方式，解放区是，但我还是觉得那是诗歌解放运动自身的一种延续，还不带有后来的那种（色彩）。四九年之后，真正的诗歌在慢慢沉沦，面上的运动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政治现象来看，只能说它败坏了汉语言，用意识形态语言败坏了汉语言。真正的诗歌自身的运动大概是七九年，朦胧诗，当时称为新诗潮，一直到第三代，这个倒是带有非常鲜明的运动色彩，有主张、有形式，包括办杂志、串联，我一直认为这个像给20世纪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它把很多20世纪的社会文化潮流做了一个模仿秀。到了90年代以后才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着、沉静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