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而无大的断层的文明，这是我们的骄傲。我国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悠久及在当代经济、社会中彰显出的强大活力让我国的文化备受世界瞩目。为什么中国文明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外敌入侵、内部大动乱的情况下还能延续至今？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的关键何在？
这便是中国典籍的巨大功绩。“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有文化积累。人类社会以创造文化为其生命的意义，以积累经验和知识为其生存的特征，以积累文化为其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手段。人类正是依靠文明的积累才走出了蒙昧时代，在黑暗中迎来了光明。文化传承与积累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保证。其他文明或民族或因文字的过早消亡而形成大的文化断层，或因没有文字或典籍的多数散佚而造成历史的空白，总之过去与现在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后者甚至已经开始淡忘前者的存在，这便是莫大的悲哀与危机了。而中国典籍则凭借其历史优越性成为中华文化的有力载体，使中华文化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内乱外寇中转危为安并得以传承、积累、进步。
中国典籍的历史优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字起源、统一很早且使用广泛；第二，中国典册制度确立很早且典籍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虽然中国地域广大、山川阻隔、方言众多、发展不平衡、灾乱频繁众多，但典籍却能起到集体记忆与沟通积累的巨大作用。
中国文字起源、统一之早及典册制度产生之早使典籍能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商周时的甲骨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国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这便是日后中国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国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西汉武帝的文化整合则确立了中国典籍在内容上的尊经重道的传统。刘向、刘歆父子对文献的第二次大整理及《别录》、《七略》的编撰对日后中国典籍、学术的保存与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历代图书的整理提供了目录学上的典范。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从而奠定了中国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国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1】国家对经学、史学的重视，也使这两类著作在中国典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魏晋以来纸的广泛使用与宋朝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都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数量与影响，这从宋朝开始急剧增多的拥有万册以上藏书的藏书家可见一斑。宋、明、清三朝大规模类书的编纂，在保存典籍、繁荣学术、传承文化上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首先表现在它所传承记录的传统上被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的典籍内容上。如“经”一向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念、社会道德、个人修身的主要来源与依据，之所以称之为“经”，经者，常也、衡也，就在于它包含了超越时空的真理，这也是追求现代化的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史学之发达，世界闻名，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众多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前人精神世界、文化素养的写照，也是我们自我激励、自我陶醉的美味精神食粮与继续创新所必须保持的民族特色。前人开创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是我们纠正典籍传承中的谬误、偏离的有力武器。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还表现在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籍的版式、版本、装祯、字体、墨色、纸质、出版单位、藏书印、藏书家、校勘记、书价等都是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它让我们从微观角度看到了历代的文化品位、社会风气、发展水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的宏观特色，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如明朝的书帕本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充满书香与文化渴求的政府。餖版、拱花、套拱书（如明末胡正言“套拱”的《十竹斋笺谱》）则让我们见识了先辈辉煌的印刷技术。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写道“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则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印书纸类的众多与用纸的考究，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永丰等地商品经济的发达。历代的藏书印则为我们了解书籍的收藏情况及其收藏价值提供的线索，也是研究印章文化、古文字的有力资料；历代藏书家的故事则让我们了解到典籍传承过程中的艰辛。典籍版式反映出来的时代性、地域性也是我们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力工具。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还表现在典籍传承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唯上崇古、嗜书重守、不畏艰险、执著勤奋等。这在私人藏书家中表现得极其明显。他们的收藏大都是费尽心血、缩衣节食，甚至典当弃产，百般访求、抄录；在战乱中抢救，散失中收拾整理，耗尽心血进行点校刊印；利用自己的收藏研究撰述、教育子女、造福乡里、交流学术等。如宋朝的晁氏藏书遭政和火厄、靖康兵乱，但到了晁公武一代又兴盛起来，晁公武还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并开创了提要式目录。《金石录后序》载赵明诚夫妇“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并复脱衣市易”。这些藏书家大都以“家无长物只书卷，又无良田惟破砚”自傲，以“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自居。正是他们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典籍的敬畏珍视痴爱，才使他们在典籍收集、保存、整理、校勘、抄录、刊刻、叙录、题跋、补益国家藏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与发扬的。一个对知识不尊重、对传统不敬畏、向困难屈服的人能在社会上有多大作用呢？
人生是短暂的，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1】 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引《大唐新语》：“李袭誉性俭约，好读书，写书数万卷，谓子弟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明朝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可见朱元璋将读书与民生等量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