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自从2008年工作稍有空闲以来，就一直忙于撰写梁启超的传记。近日，《梁启超传》终于面世，因其客观、详实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忙于在发布会和座谈之间赶场，着实火了一把。23日晚，记者终于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请他就梁启超的研究心得与大家分享一二。
艰辛：资料浩繁，涉猎面太广
记者：写梁启超着实不易，看书后的参考资料，真是多到吓人。
解玺璋：是啊。开始准备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困难。2008年，一个出版社约我写稿，说既然你喜欢梁启超，就写他吧。我就答应了。真搞起来才知道并不轻松。我后来老说，我是无知者无畏。
记者：梁启超本身就极能写。
解玺璋：光他的文集就两三千万字，再加上同期其他人的东西，量实在太大了。
记者：所以您说，为了写梁启超，换了两副花镜。
解玺璋：我本来就眼花，看了这么多东西，就更厉害了。
记者：而且，梁启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看您在书里写到，民国初期，他不但对政治问题发言，还构想国家的财政制度？
解玺璋：梁启超太庞大了。他对经济、金融有一整套的理论构想，研究的也很深入。这些方面，我以前从未涉猎，为了研究梁启超，只能边恶补，边写作。
记者：您最早接触梁启超是什么时候？
解玺璋：大二。我读人大新闻系，当时学报刊史，就去看了梁启超办的《时务报》。那时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一片新气象，看了梁启超论变法、革新，非常有触动。自此，就对他特别有感情，看他的文章看了一个学期。以后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东西，都看。
记者：您说梁启超在您心里装了30年，就是始于此吧？
解玺璋：对。
记者：您的传记，最大的新奇就是体系安排，除了前三章介绍梁启超的个人经历、家庭状况外，其余篇幅全是他与各个大人物的交往。怎么想到这样的谋篇布局呢？
解玺璋：就想跟以往的传记有所变化，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且，梁启超朋友多，也有基础这样做。要是写王国维就不行，他与人没有太多交往。
记者：您这样安排，几乎把当时影响大局的人物都涉猎了，展现了近代中国一幅全景。
解玺璋：我也是尽力而为。近代史非常复杂，我写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中立，不对他们进行个人评判，把他们的观点一一列出，交给读者参考。
理解：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记者：梁启超一生善变，而他自己则说不惜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
解玺璋：梁启超的思想有两次大的转变。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那时，梁启超是比较激进的。1903年，他访问了美国，之后就放弃了革命，主张改良，君主立宪。写了《开明专制论》。第二次是1919年，他游历了欧洲，回来后放弃一味西化的观念，强调中国传统，要走中西结合的路子。
记者：为什么变呢？
解玺璋：他的变是为了追求真理。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中国寻找现代化之路。爱国是他不变的情怀。他非常担心国家分裂，所以辛亥之后与袁世凯合作，都是出于如此考虑。他痛斥联邦的说法，认为美国走联邦制有其特殊的背景，中国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传统，怎么能倒回去搞联邦制。
记者：他觉得中国要走怎样的路？
解玺璋：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的、渐进的革新之路。中国的现代化，要建立理性精神，要从个人自身出发，建立个人的人格。要通过教育来引导，确立国民的现代化人格。
记者：这些命题至今也没能很好的解决。
解玺璋：是的。所以今天读梁启超非常有意义。我在书的最后引用了龙应台的话——“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这些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
记者：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像彼时那样复杂？
解玺璋：差不多，现在也是各种思想交融，我们仍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探索并没有超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