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陈心尘
在达能-娃哈哈争端中，一直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日前再次被媒体曝光其本人也已持有美国绿卡达9年之久。虽然宗庆后高调反驳，声称所持绿卡早已失效（6月24日《中国青年报》），但无论其所言是否属实，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宗庆后至此也很难自圆其说，众多原先挺之不疑的“民族主义者”怅然若失。
在持续一年多的“达-娃”之争中，宗庆后始终绝口不提双方的利益之争，而是紧紧咬住“保护民族品牌”这一关键，其抢占道德高地、以民族主义掩盖利益之争的用意十分明显。而他的对手达能集团显然也绝非省油之灯，针锋相对，接二连三地抛出宗庆后家人入籍美国、巨额逃税、本人持有美国绿卡等重磅炸弹，力求瓦解其民族主义道德基础。几轮激战下来，国人终于发出了“宗庆后怀揣‘绿卡’还怎么扮演民族英雄”的讥讽。
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树起某种以大众利益为表征的、看似激动人心的旗帜时，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面旗帜后发现树立者私利存在的话，基本就可以直接断定，树立者只不过是在借助这面旗帜欺骗大众感情，以达到谋求一己之私的目的而已。在“达－娃”之争中，宗庆后有其强烈的个人利益诉求在内，但那些坚定支持他的人仍然挺之不疑，可见民族主义这面旗帜的确光芒炫目，太容易让人心迷神痴了！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的确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至今仍然存在，这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但是，由于民族主义诉诸的是某种不容争辩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一种直接认同，它根源于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感等），因而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正是这种非理性特征，决定了民族主义十分容易成为挑动大众情绪、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宗庆后也因此一度赢得了众多国人的无理性支持。而他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再加上媒体连续报道，终于使得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本就是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罢了，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宏大象征、崇高理念关涉甚少。
民族主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用得好的话，所向披靡,但是如果弄得不好的话，一个不小心磕到自己头上，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前者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保证了落后的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后者如1930年代的德国，把德意志推入了纳粹主义的不归路。
美国“建国诸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警告说：“就军队可以被认为是权力的危险武器而论，最好掌握在最易受猜忌的人们手中，而不要掌握在不易被猜忌的人们手中。”（《联邦党人文集》第二十五篇）虽然汉密尔顿谈的是军队，但是对民族主义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此道理也一样适用。因为让信任的人掌握强大的力量，人民往往会由于信任而失去警觉，一旦被信任者有意无意地滥用这种力量，人民就可能难以及时发觉，为其所误甚至所害。中国人一向有强烈的精英迷信倾向，因而当精英向我们扯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我们可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他们假借公义谋求私利的棋子而不自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区分过两种爱国心：一种“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这种爱国心轻率而不能持久。另一种富有理智的爱国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因而非常坚定和持久。爱国心如此，民族情也一样。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需要的是富有理智的爱国心和民族情，而不是宗教式的非理性的爱国心和民族情；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打着爱国旗号、但对民族和国家的危害甚至可能尤甚于“卖国贼”的“爱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