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秦始皇无字碑帝王封禅的文化圣地
《史记·五帝本纪》陈述黄帝行迹，说到这位先古圣王曾经东至于海，来到“岱宗”。《尚书·尧典》记载尧四方巡守的情形：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这样的“巡守”五年一次。这一说法为《史记·五帝本纪》所采用，只是“巡守”写作“巡狩”。巡狩可以理解为以泰山为起始轴心的四方视察。而往往与巡狩相联系的封禅行为，则明确将泰山作为礼仪圣地。
封禅，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风俗通义·山泽·五岳》写道：“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秦汉时期关于“封禅”的理论，都是以泰山作为确定的“封禅”地点的。泰山，可以看作以“封禅”作为主体仪礼的思想体系的地理支点。
泰山的神性，在汉代人的意识中也有深刻的文化印痕。这据说也与“王者”“封禅”有关。《淮南子·说林》有“太山不上小人”的说法，高诱解释说，太山，就是东岳，是“王者所封禅处”，所以“不令凶乱小人得上其上也”。
《史记·封禅书》记载，齐桓公时曾经提出封禅泰山的动议。管仲则予以劝阻。他说，传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留下比较明确的历史记录的只有十二家，都是“受命然后得封禅”。因为泰山的神圣，封禅被看作庄严至上的政治仪式。不过，所谓七十二家先古圣王封禅泰山的传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根据。《文献通考》卷八四《封禅》条，以秦始皇封禅起首，又有关于先秦封禅传说的辨析，以为“古封禅七十二家”的说法，应当本出于齐鲁陋儒之说，《诗》《书》所不载，“非事实也。”其实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一位在史书中正式记录“封禅”这一特殊历史文化现象的学者。“古封禅七十二家”“非事实也”的说法，大致是可信的。不过，这应当是以秦始皇和汉武帝封禅仪式为标准而言。此前古代君王曾经以较原始较朴陋的形式“封禅”，也是可能的。
关于秦始皇封禅和汉武帝封禅的记述，可以说是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最富有文化深意的内容。关于秦始皇封禅，司马迁写道，秦始皇东巡郡县，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下。诸儒生讨论封禅的多种细节，秦始皇以为“各乖异，难施用”，不予采纳。于是开辟车道，从南面登上泰山顶峰，立石颂秦始皇帝德，宣告完成了“封”的典礼。又从北面下山，禅于梁父。据说其礼仪多采用雍地秦祭祀上帝的传统方式。秦始皇封禅泰山，仍然继续沿用了秦地传统礼仪。也就是说，封禅泰山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向东方文化的一种礼拜。秦始皇有心这样做，然而却又不能十分彻底。秦始皇的文化性格和秦王朝的文化特色，于是可以由此得到片断的体现。
汉武帝封禅，是司马迁亲身经历的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司马谈对于封禅的文化感觉，必定也会给司马迁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撼。司马迁对于这种仪式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也在《史记》中有关“封禅”的记录中有所透露。于是有人说，“《史记》一书，惟《封禅》为大。”“一句一字之中，嘻笑怒骂，无所不有”，“究竟我见有尽，意义无穷。”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汉武帝初即位，心向儒学，尤敬鬼神之祀，曾经让儒生讨论设计巡狩封禅的礼仪，然而因为窦太后坚持以黄老之学为主导，压抑汉武帝身边的儒臣，巡狩封禅等动议都不得不中止。然而文化史的进程不久就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司马迁写道，窦太后去世，第二年，汉武帝就征召任用儒学之士公孙弘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汉武帝重新计划施行“封禅”大典。对于汉武帝封禅，历史上评议颇多，亦不乏非难之辞。与帝王正统性追求相关的质疑，其实司马迁已经曲折地提出。有人称之为“讥讽”，有人称之为“隐讽”，或说“有讽意，无贬词”。然而，我们这里的讨论所更为关注的，是封禅作为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发生于泰山的历史意义。
对于秦始皇、汉武帝“封禅”故事所体现的文化特色，凌纯声先生注意到相关现象跨地域的共同表现，称之为“封禅文化”，并且指出：“这一封禅文化，不仅在时间方面起源很早，空间方面分布亦甚广。”甚至“封禅文化的分布，不仅限于亚洲，它还东渡太平洋，远抵中美洲和南美洲”。分析论者所谓“太平洋区各地的封禅文化”的研究，当然是十分宏大的课题，承当者需要世界视野和跨文化的考察路径。而泰山在这种所谓“封禅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自然是不可以忽视的。（演讲人：王子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