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被赋予的这种审美性的文化尊荣，使之前还是一种都市化风尚的缠足，到清代逐渐演变成了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以至于清初清廷虽下令禁止，但鲜有成效。清代文人钱泳描述当世的情形称，“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一位女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缠裹扭曲之足所达到的标准。 然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主观感受，在主流话语中往往是阙如的。高彦颐是位致力于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倾听女性主体声音的美国学者，可以想见，这类研究包括很艰苦地搜寻非常见文献及去除种种历史遮蔽的工作。她的研究使我们多少能窥见女性“身体自我”的主体感受。这其中包括女性对男性社会鉴赏标准的认同，因此女性会忍受很大的身体痛苦去追求脚的弓、纤塑性，会花费很多的心力去制作各式鞋样，并以此确立自身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在“美”的表面下，又掩盖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女性之呐喊，这里既包含伤筋断骨的身体剧痛、裹脚布内溃烂腐肉的伤残，也包含着“脚小鞋尖难行走”的困苦。 明末清初女人的缠脚实践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象征意义。此即“男降女不降”（男人屈从满人的剃发习俗而女人继续保留汉族的缠足习俗），女子的缠足成了延续汉人习俗的民族气节之象征。此说法虽在民间早有流传，但大张旗鼓地得到宣扬，根据夏晓虹教授的考证，则出于晚清反满志士，旨在将其作为现实反满斗争的历史及思想资源。在此宏伟的现实需要下，女人的小脚被构建成了汉人不亡的旗帜，至于这是否是清代妇女缠足的本意，想来是志士们无暇也无需顾及的。 到了清末，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在面临亡国灭种以至急切追求现代化的危机感下，女性的小脚再一次被主流话语提升到政治层面。这一次，它是“国耻”的象征。缠足与男子纳妾、吸食鸦片等一并作为腐朽的旧文化之标志，为进步人士痛加鞭挞，以为非根除此，中国将无法列于文明社会。因此，民间的放足运动、官方的反缠足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些运动中，女子的脚（包括裹脚布、脚部模型和照片）再次被展示在稽查员和大众面前，不过这次，不再具有文化上的荣光，而是作为铭刻于女性身体上的耻辱。而女性在国家机器和传统习俗间经历的缠与放的心理挣扎，她们的身体在放足过程中经历的痛楚之类，在进步话语中是蔽而不见的。 不管是作为女性美、民族气节还是文化耻辱的象征，女性的身体在主流话语层面总是被作为“物”，在抽离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后，成为某些文化观、政治观乃至商品观的承载物。以此视角回视当下，媒体对美肤、瘦身、丰乳之女性形象的打造，不正回响着三寸金莲的余音么？ 延伸阅读：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高彦颐著，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夏晓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