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意义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五四”时期，人们大多看重鲁迅作品的反封建性质，肯定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到二三十年代之交，站在左翼的立场上，鲁迅对国民灵魂的解剖、对民众愚昧揭露的态度，就不再适合新时代的需要了。中国革命呼唤农民英雄登上历史舞台，作家被要求反映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反抗和斗争的道路，再以写阿Q的方式来写农民，显然有了问题。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就曾发表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对鲁迅的小说提出了尖锐批评。虽然左翼文化阵营稍后被要求与鲁迅建立联合战线，但他们需要联合的理由。他们找到的理由，是鲁迅思想发生了飞跃，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联盟，实际是以贬低鲁迅前期创作的意义为前提的，这就为左翼内部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并不计较鲁迅与左翼分歧的细节，而是以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把鲁迅与左翼文学一起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范畴。这样一来，鲁迅与左翼的分歧，仅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了。从此以后，鲁迅的作品就被左翼从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中来阐释——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还有待于艰苦的探索，而鲁迅却在他20年代前期的小说中已经以艺术的形式提了出来，并给出了深刻的回答，他能不伟大吗？
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确可以从其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进行读解。但这样的读解一旦过了适当的度，就会割裂其内在的意义关系，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比如，说《药》批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脱离群众，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药》明明写了夏瑜向红眼睛阿义宣传“大清国是我们的”。革命者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而民众——红眼睛阿义并不明白，动手打了夏瑜。这不是辛亥革命领导者脱离群众而使革命失败的悲剧，而是革命者为民众牺牲而民众并不领情的悲剧，贯彻的依然是启蒙主义的思路。对《药》进行实用化的政治解读，服从于编织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显然偏离了它的启蒙主义题旨。
“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就是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鲁学”始终占据着显学的位置。这种情形到21世纪初，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当前的鲁迅研究，已是鲁迅研究专家的一项工作，或是鲁迅爱好者的一份私人志业。关于鲁迅的研究或争论变成了纯学术的问题，不再承担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命了，这必然会使鲁迅研究的影响力下降。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更为深刻地认识鲁迅的大好机会。鲁迅从政治的符码、文化的符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更真切地深入他内心，去体味他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时，心里如何挣扎，如何反抗这绝望，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喜爱和崇敬鲁迅的读者，可以从记录他心路历程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追求光明和真理，哪怕要经历鲁迅式的艰难也罢。这样的“鲁迅”，就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丰富的，也是永恒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国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