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好像忽然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光明日报》昨天有一篇《我们需要“国服”吗？》的文章，其中说到，有从事服装史论研究的人士认为，国服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服饰，通过服饰穿着，可以从视觉上展示国家、民族、个人的特定身份。关键还是人家都有吧，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越南有奥黛，印度有纱丽……既然如此，我们也该有，这是我们行事的一个惯常逻辑。
由“国服”很容易想到“汉服”。前两年不少热心人曾经大做“汉服”文章，试图以之作为国服。现在，“国服”的横空出世，从侧面证明了汉服爱好者的努力呈现出失败态势。想想也是，汉服之“汉”，在名目上即将民族狭隘性的一面不打自招。当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即有56个之多，何以“汉”之为“国”？何以“汉服”才成“国服”？当然，无论“汉”还是“国”，都是要做足服饰名堂，穿上它，立有夷夏之辨。但是，正像上面那篇文章所问，我们需要“国服”吗？
咱不是研究服装史的，搞不清日本、韩国的国服是历史沿袭下来的，还是当代专门设计的。因为我们这里有知名服装设计师表示，国服是一种象征性服饰，它的设计是个难题。这就摆明咱们的“国服”是要“重新打鼓另开张”。但感觉上，国服无论怎样都应该是历史传承的产物才对。我们看人家相关影视作品的着装，如日本的《吟公主》、韩国的《春香传》等等，那里面的和服、韩服至少看上去跟今天的区别不大，除非他们以今度古，存心要打马虎眼。咱们这里许是历史太悠久、朝代更迭得太频密之故吧，一脉相承什么多少有些侈谈的意味，概因每个朝代夺取政权之后，先要试图消灭前朝的痕迹，像楚霸王那样干脆放一把火全都烧掉的比比皆是。这样的话，服饰自然不能幸免。以文学名世的沈从文先生解放后赋闲在历史博物馆，有心插柳柳更成荫，硬是撰写出了一部与他赖以起家资本了不相涉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能够成为一门艰深的学问，汉服爱好者已经眼花缭乱，奉哪个时代的为正宗一直莫衷一是，轮到“国服”时举棋不定也就自然而然了。
其实，即使在同一朝代，因为等级尊卑，服饰也大相径庭。官员与百姓穿不用说了，读书人与市井小民穿的也迥然有别。明朝刚立国的时候，读书人穿的衣服因为“无异胥吏”，朱元璋还曾下令改进，“凡三易，其制始定”。在鲁迅笔下，“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长衫，即表明他把自己排除在“短衣帮”——底层劳动者——之列；而因为落魄，他又不能“慢慢地坐喝”。正因为传统服饰的丰富多彩，“用任何一种已有的形式都不能代表”国服，所以要设计。然而，并非传承而是设计出来的“国服”，因为没有承载历史的文化内涵，缺乏相应的厚重感，与寻常时装设计又有怎样的区别呢？这样的所谓“国服”有生命力吗？
北京奥运的时候搞的是“华服”大赛，前几年APEC会议在咱们这儿开的时候，与会各国领导人穿的叫“唐装”，复古爱好者们要振兴的是“汉服”和“深衣”，如今又添了“国服”。好家伙，本来是想“名正言顺”，不意名堂上先弄得五花八门。现在的问题似乎倒不是我们需要“国服”与否的问题，而是那些在服饰上纠缠不休的人们究竟想要干什么的问题，这种十足的表面文章何时停下来的问题。（南方日报）
